1945年9月，杜月笙前往上海，认为当不了市长至少也是副市长。火车快到上海时，蒋介石委任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兼社会局长，宣铁吾为警察局长。 老蒋的这个任命一出，军统头子戴笠、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青帮大佬杜月笙全都傻眼了。 日本投降后，汤恩伯走了何应钦的关系，由他率第三方面军接收上海。汤恩伯率部进驻上海后，自认为淞沪警备总司令一职非他莫属，戴笠也对上海这一富庶之地很是觊觎，他一面推荐军统的亲信去上海担任警察局长，一面帮好友杜月笙奔走，为他活动上海市长的职务。 蒋军的高级将领中，以胡宗南、汤恩伯与戴笠关系最好，胡宗南替老蒋坐镇西北，军统在那里的工作开展很顺利。 本来，汤恩伯拥兵四十万，被称为“中原王”的时候，对军统的工作也很支持。但随着豫中惨败，汤恩伯失去地盘后，在蒋军中影响力大减。这次，汤恩伯若能当上淞沪警备司令，就可以东山再起，对军统在上海的势力扩充是大为有利的。 戴笠的如意算盘是，汤恩伯、杜月笙控制上海军政，军统势力控制警、特机关，到时候这个富庶之地，尽在三人掌握。 然而，老蒋对抗战后期军统势力的过分膨胀已生警惕，对汤恩伯这个败军之将也无昔日的信任，至于杜月笙，正如他后来所说，只是应急的“夜壶”，上不了台面。 9月，老蒋签发任命：侍从一处主任钱大钧调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缉私署长宣铁吾调任上海警察局长。 钱大钧是江苏人，黄埔军校建校时的教官，老蒋的“八大金刚”之一；宣铁吾是浙江诸暨人，黄埔一期生。两人除了符合老蒋“黄埔系“、“江浙人”的用人标准外，还都当过老蒋的侍卫长，属于绝对信任的人。 至于上海副市长，老蒋也不打算给杜月笙，他将这个职务给了上海的军政特派员吴绍澍。 吴绍澍这个人，经历很复杂，早年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主持的国民党党务部门任职，后投入青帮，当了杜月笙的门徒。 杜月笙在淞沪会战后，去了香港，吴绍澍和他渐渐疏远，之后结识了蒋经国，加入三青团。靠着陈氏兄弟及蒋经国的关系，吴绍澍被派去上海主持三青团、国民党党务等工作。 抗战胜利后，吴绍澍成了上海炙手可热的人物，身兼驻上海军政特派员，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上海支团部干事长，江苏监察使，立法委员，上海市副市长、社会局长等要职。 吴绍澍身居高位后，和师父杜月笙的关系就微妙起来。吴绍澍的靠山陈氏兄弟和戴笠不和，这是公开的秘密，蒋经国向来厌恶帮会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吴绍澍决定主动和杜月笙决裂。 在杜月笙乘坐的火车即将到达上海北站时，吴绍澍指使手下，在车站贴满了反对杜月笙的标语，并召来不少人围在车站以做声势。 杜月笙得知上海市长、副市长都和他无关，火车站外又都是反对他的人和标语后，只得提前一站下车，灰溜溜的离开。 青帮耳目众多，当杜月笙得知幕后黑手竟然是他的门徒吴绍澍后，大为震惊。钱大钧、宣铁吾对杜月笙的态度也很是冷淡，尤其是宣铁吾，在就职后第一次见记者时，大骂青帮分子，矛头直指杜月笙。 宣铁吾还提出，凡是青红帮门徒，一律不见，一律不用。杜月笙曾带重礼登门拜访，却吃了闭门羹。 对钱大钧、宣铁吾，杜月笙是不敢硬碰硬的，他决定拿吴绍澍开刀，以发泄心中怒火。杜月笙的势力大不如前，想要扳倒吴绍澍，必须借助戴笠的力量。 针对吴绍澍多次在公开场合含沙射影的说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戴笠特意举办了一次宴会，摆了三十多桌酒菜，地点就设在杜宅，来的人各方面都有。 戴笠在宴席上，当着众人的面，夸赞杜月笙，列举了不少“功劳”。参会者心领神会，知道这是戴笠主动替杜月笙站台。在场的人，大都清楚杜月笙和吴绍澍的恩怨，相比吴绍澍，他们更不愿意招惹戴笠。 就在戴笠、杜月笙要对付吴绍澍之时，上海富商邵式军的老婆向军统上海办事处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原来，吴绍澍在接收日伪产业时，将邵式军的一栋豪宅征用，作为临时办公场所。 邵式军的老婆还提供了一个信息：宅子中有四个大保险箱，一个里面装的是日军的军票，另外三个箱子都是金条、珠宝等贵重物品。豪宅被查封时，四个箱子也被封存，打了封条。 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向戴笠报告后，戴笠大喜，马上派大特务毛森带着一批特务闯入宅子，搜查后果然发现四个保险箱。打开后，除了一个箱子放着已无任何价值的军票外，另外三个箱子都是空的。 戴笠根据毛森的搜查情况，认定三个箱子中的金条、珠宝等，被吴绍澍拿去。吴绍澍得知后，去见戴笠，遭到拒绝，他又托人转告戴笠，说其中有误会，三个箱子本来就是空的，里面的东西早被人拿走。 吴绍澍的解释无论真假，并不重要，戴笠要的只是一个由头罢了。吴绍澍心中不妙，想亲自乘飞机去重庆向老蒋解释或找人斡旋，但戴笠的速度很快，第一时间就向老蒋汇报。不待吴绍澍走，对他的免职令就下了，上海市副市长、社会局局长、党部主任委员等重要职务全部被免掉。 由于戴笠牵扯其中，在和杜月笙的争斗中，吴绍澍惨淡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