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拍起了桌子：“我是师长，我说了算！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战后有人说：“这一仗打了个本末倒置，把老总也指挥了 。 ”老总却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钟伟，原名钟步云，1911年出生于湖南平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外貌并不出众，身材矮小，形体精瘦，大耳大嘴搭配着小鼻小眼，初见之人往往会因为他的外貌而轻视他。然而，一旦他开口说话，那情形便截然不同，令人刮目相看。他的声音如同洪钟一般响亮，气势磅礴，直冲云霄，言谈之间矢口放言，雄辩滔滔，仿佛有股不可阻挡的力量。 钟伟早年便投身于革命，15岁时就毅然加入了红军，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在红军中，他历任连队指导员、团政委、师长等职务，一步步凭借着自己的才智和勇气崭露头角。   1947年3月8日，我军轰轰烈烈地发起了三下江南战役，目标直指德惠东北大房身的新一军。8日晚，钟伟接到老总的紧急命令，要求他率领5师北进至中长路东，配合1纵队歼灭大房身之敌。 当钟伟率部经过朝阳川北时，西南方向姜家屯和王奎店传来了隐隐约约的枪声和乱哄哄的杂音。经过侦察，他得知敌88师尚在靠山屯及其周围。钟伟立马侧耳倾听，沉思片刻后，果断判断：“这是立足未稳之敌，可以打！” 然而，老总的第二次来电却严肃地命令他速去大房身。钟伟却回电说：“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他迅速行动，吃掉了姜家屯的一个营，虽然王奎店的一个营没能啃动，但敌军已退守至靠山屯。 就在这时，老总的第三次来电催促他执行总部意图。可此时，敌88师和87师主力分别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究竟是打还是走？5师领导大部分主张走，认为孤军攻击敌人胜利把握不大，且会干扰上级决心，贻误战机。 但钟伟却一人主张打。他分析道：“敌88师在退却中，立足未稳，士气不振，我歼其一部有把握。”他坚决反对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认为那样会既打不好仗，也走不成路。 军情如火，形势不容许“集体领导”，时间也不容许“研究研究”。钟伟拍起了桌子：“我是师长，我说了算！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他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老总回电，详细阐述了战场情况，并请求1纵前来配合。 老总接到电报后，果断改变原来的作战部署，将歼灭大房身之敌改为监视，并令1师、6师和6纵队向靠山屯附近集结，集中主力歼灭敌88、87师。最终，我军取得了辉煌战果，毙伤俘敌数千人。战后，有人戏称这一仗“打了个本末倒置”，但老总却高度评价钟伟的果敢决策：“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 1947年秋天，东野总部的两辆弹药车恰好路过钟伟的部队驻地。那时，钟伟的部队正急需弹药补充，以备即将到来的战斗。眼见弹药车驶来，钟伟毫不犹豫地招招手，示意车辆停下。他迅速叫来一个连的战士，三下五除二就把车上的弹药全卸了下来。 押车的干部见状，急得满头大汗，连声说：“这叫我回去怎么交待呀？”钟伟却豪爽地一笑，打了个收条递给押车的干部，说：“就说我钟伟收下了，都是八路，都打国民党，什么你的我的！都是为了打鬼子，别分那么清。”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他远在地方任职时，收到了平江县委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钟老，您的堂弟因偷盗一头牛，已被我们判处五年徒刑。如果您对此有异议，我们可以考虑改判。” 钟伟未加思索，立即拿起电话，拨通了县委领导的长途号码。他语气坚定，义正辞严地说：“我当然有意见，我建议改判为七年。我倒要看看，谁敢为此说情。” 据老家的人后来回忆，钟伟将军逝世后，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老家的园子里。那时，他的那个堂弟跪在墓前，痛哭流涕——“哥，我对不起你，我给你丢脸了……” 1982年2月，孙子钟新生到北京找爷爷，请他帮忙安排工作或去当兵。他说：“要工作，靠本事，不能靠关系。我看你就是种田的汉子，回去和你父亲一道把农业搞好。记住，不许动不动就提我的名字，不许和别人争名夺利，不许做坏事。”钟新生就这样回平江老家种地，后来学做木匠。 钟伟将军辞世后，留给儿孙的并非金银财宝，而是一口充满历史痕迹的大木箱子。这箱子长约60厘米，宽50厘米，高30厘米，外表涂着草绿色，显得朴实无华。打开那生锈的铁扣，箱盖内侧竟贴着一张半中文、半日文的《纳置表》，原来这是将军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军用物资箱。 箱子里珍藏的，并非什么稀世珍宝，而是将军亲手写的一些诗词和一份沉甸甸的遗嘱。钟伟的每个子孙都郑重地复印收藏了一份这份遗嘱。遗嘱中，将军深情地写道：“亲爱的党，我死后无需补发薪金，儿子们都能自给自足，我也无债一身轻。我的电视机、冰箱，都作为党费交给党。无需追悼会，无需灵前告别，只愿我的骨灰能撒在平江天岳书院，那片我们起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