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陆军参谋长汤尧来到昆明，他刚住到招待所，就有人来暗示说：“这房子非常不错，可是不太吉利，住下的人经常囚禁起来。”汤尧听出话外之音，连忙逃走。 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下野前，为了拉拢粤系，委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此前担任的陆军总司令职务，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任，顾祝同将陆军总司令部的日常事务交由参谋长汤尧代为处理。 老蒋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为了夺取兵权，试图免掉顾祝同参谋总长一职，但未能如愿。老蒋权衡后，做出让步，让顾祝同不再兼任陆军总司令，由粤系的张发奎担任。 张发奎到任后，在老蒋、顾祝同的插手干涉下，并无多少权力。国民党迁逃广州后，张发奎和李宗仁、白崇禧多次密谈，提出建立粤系和桂系的大联盟，将桂军和粤军集结起来，占据西南，自成势力。 不过，掌握广东军政的余汉谋、薛岳等人，却对“粤桂联合”不感冒，他们对桂系尤其是白崇禧，只有恶感没有好感，余汉谋、薛岳放出话来，若桂军敢进入广东，那么就会武力阻拦。 老蒋得知后，乘飞机到广州，召来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粤系大员，连警告加拉拢。张发奎情知不妙，也不去见老蒋，干脆主动辞职，跑去香港躲避。 张发奎走后，老蒋让关麟征担任陆军总司令，李宗仁为了对抗，让参谋次长萧毅肃代理参谋本部职权。 关麟征早已心灰意冷，不复当年的意气，并不过问陆军司令部的事情，做好了随时辞职离开的准备；萧毅肃为人圆滑，和老蒋有一定交情，并未理会李宗仁的命令。 这时，何应钦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的职务，由阎锡山接任。老蒋对阎锡山只是利用，并不信任，让顾祝同以参谋总长身份，同时负责“国防部”、“陆军司令部”的事务，一时间，顾祝同风头无二。 广州解放前夕，汤尧带着陆军司令部迁到了重庆，他去见顾祝同时，顾祝同不高兴的说：“你怎么把司令部所有的机构都迁来了，到时候被一锅端了怎么办？我已向总裁汇报，陆军的直属机关迁去云南，具体如何安置，你去昆明找卢汉（时任云南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 汤尧到昆明去见卢汉时，却吃了闭门羹，他找了几次，得到的回复不是卢汉有要事处理，顾不上见人，就是卢汉身体不舒服，正在休息。 无奈之下，汤尧转而去找绥署副主任马锳、参谋长谢崇文，这两人是汤尧在陆大时的同学，有一定交情。 马锳推脱说：“昆明近期进驻了不少机关，房子都分完了。陆军总部这么多人来，昆明肯定住不下，你去找一下谢崇文，让他联系一下外县，看有无安置的地方。” 汤尧只好又去找谢崇文，不想谢崇文却说：“马锳是绥署副主任，他都做不了主，我这个参谋长能有什么办法。” 汤尧见此情况，知道这是卢汉不允许陆军总部迁到昆明，他只得下令，让总部人员及眷属先转移到曲靖，再做打算。 得知汤尧到了曲靖，十三编练司令兼第八军军长李弥赶来会面。 听了汤尧讲述在昆明碰壁的经过后，李弥说：“卢汉让人难以琢磨，他不让陆军总部迁到昆明，究竟是怕地盘被占了，还是另有图谋，若是前者倒无所谓，后者的话就要警惕了。不过，话说回来，总部留在昆明，反而不好。” 汤尧问：“昆明便于补给，怎么不好？” 李弥说：“昆明终究是守不住的，还不如去滇西，早做打算。我建议陆军总部迁到腾冲，那里易守难攻，又有怒江天险。到时候把第八军、二十六军都撤过去，就地征兵筹粮，再编组一个军，至于军官，陆军总部有上千人，完全够用。不过，余程万（二十六军军长）和我有些嫌隙，此事还需你去找他斡旋一下。” 不久后，汤尧再次来到昆明，他去绥署见马锳时，开门见山的说：“是不是卢主席的意思，不许陆军总部到云南？” 马锳说：“你清楚就行，昆明肯定是不能待了。” 当时，卢汉的起义准备工作，已基本就位。作为起义主要参与者之一的马锳，念及汤尧和他的交情，以言语暗示，让他不要留在昆明碍事。 12月初，汤尧飞去成都见顾祝同，在讨要了陆军军部的办公经费后，在12月7日又飞到了昆明，当晚住在了一个招待所。 马锳得知后，前来看望汤尧，临走时一语双关的说：“这房子别看不错，住在里面的人经常被囚禁起来。” 汤尧大吃一惊，送走马锳后，就想逃离，但天色已晚，他焦急的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直到深夜，才躺倒床上，但却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大早，汤尧急匆匆的来到昆明火车站，买了去曲靖的车票，他害怕在站台被抓，所以拿了车票后，跑到车站边的一家小饭馆，要了一堆吃的，坐下边吃边观望。 过了一会，火车鸣笛就要出发，汤尧撒开脚丫子，一口去跑到车厢坐下。在火车启动后，汤尧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汤尧跑回曲靖后，很快就传来了昆明起义，李弥、余程万、沈醉等蒋系大员被扣押的消息。惊魂未定的汤尧，连呼侥幸。 为了反扑昆明，老蒋委任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官，统一指挥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汤尧的这次升官，使得二个月后被俘的他，成了功德林改造的蒋军将领中，军职最高的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