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蒋介石担心杂牌将领起义，慌忙将冯治安、刘汝明、孙良诚等西北军系统的将领叫到南京，采取安抚加大棒的策略。 ? 在威压之下，冯治安等人随即联名发表援蒋通电。但在内心，蒋介石对这些人还是不放心的，密令军务局长俞济时、政工局长邓文仪派人，对冯治安等人严加监视。 第1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107军军长孙良诚叹息说： “我孙某多年来无役不从，如此卖力，现在还把我当‘杂牌’来看，怎不令人灰心。” 1948年11月4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在徐州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孙良诚等非蒋介石嫡系将领虽也被召去开会。但只能参加一般会议，了解一般情况。 孙良诚对此非常不满。他回来后就对人说：“顾祝同在我们都参加的会上，只是述说一般的作战态势，鼓励大家努力，可是会后又召集他们的嫡系开会。我和冯治安、刘汝明都未被召去开会。我们这些‘杂牌’对整个作战计划都是不了解的。我很不痛快，就早些回来了。” 在分析了孙良诚、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解放军派周镐、李群等工作人员到孙良诚部做工作，帮助其选择弃暗投明的出路。孙良诚目睹解放军主力纷纷南下，自己孤军被摒弃在睢宁一线终究难以逃脱被歼命运。权衡利弊后，他向解放军代表表示愿意在睢宁举行战场起义。 11月8日，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蒋介石深恐孙良诚步何、张后尘，即于当日派飞机投亲笔信给孙良诚表示“慰勉”，同时令其向徐州靠近。11日，孙良诚又接到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让他尽快率部开往徐州的命令。 此时，孙良诚犹豫、动摇了，最后改变了决心，他向徐州“剿总”要来了10多辆大卡车，企图偷偷地向徐州撤退。 孙良诚率部于12日上午从睢宁撤出后，即沿海郑公路西逃。走不多远即发现公路两侧都有解放军向西疾进，并不时发生小的枪战。他担心部队在行进中被解放军切断各个歼灭，便一面让所部107军直属队和第260师回窜邢圩地区，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固守待援；一面让261师回师邢圩，接应军部及第260师一起西撤徐州。 12日下午，周纯麟（华野第二纵队第五师副师长）和作战科长侯洪军发现途中有国民党军汽车拐下公路的辙印，便率骑兵班跟踪侦察。得知107军除教导团被困于大王集外，军部和第260师均聚集在邢圩、高集一线防守，便一面向纵队报告，一面迅速展开兵力，准备强攻。纵队接到5师报告后，要5师在积极准备进攻的同时，也不放弃争取其投诚，并令炮兵团进至邢圩附近占领阵地，成引弓待发之势。 解放军炮兵进入阵地后，周纯麟立即限令被围的国军于13日上午10时半以前全部放下武器，免遭无谓伤亡。 13日中午，解放军5师的第15团2营向大王集被围之107军教导团展开攻击。16时，2营以5连为突击连，由教导员和副营长带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一举突破了西北角防线，登上围墙。守备在西北角的警备大队纷纷投降。107军教导团立即组织1个排反冲击企图夺回已失阵地。但在很快被打退了。接着，15团其他各部6也都已冲进了围子，包围圈的敌人见大势已去，只得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19时，天色已暗，解放军哨兵发现由邢圩内向开来一辆亮着大灯的小吉普车。停车后，从车内走下一个军官，自称是孙良诚，来接洽起义的，要求见纵队领导。纵队研究确定由5师政委方中铎代表纵队找孙良诚谈话，揭穿其缓兵计，迫使其无条件投降。这时，派出的此前做过孙良诚部队工作的周镐也来了。 方中铎接见孙良诚时，孙良诚以先声夺人之势说：“我是来接洽起义的，请贵军给我番号，让我率部到朝阳集起义。” 方中铎冷静地回答他说：“现在你来谈起义已经迟了。我们过去相信你，曾几次给你机会让你起义，而你都没有行动。现在已兵临城下，这个时候你来接洽起义，时机已错过。现在，你们只有缴械投降。” 孙良诚强辩说：“起义的事，早已联系好的，你们不能失信。” 方中铎反过来责问他说：“当时联系好你在睢宁起义。你为什么要带着部队偷偷地往徐州跑？既然要起义，为什么还提出要带部队到15公里外的朝阳集起义，这分明是耍阴谋，搞缓兵计。” 孙良诚此时虽理屈词穷了，但仍死硬地坚持：“投诚我不干。”接着，孙良诚提出要求方中锋打电话问上级，能不能让他起义。 方中锋当着孙良诚面打电话问纵队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回答得很干脆：“立即檄械投降，要不然就用武力解决。” 方中铎耐下心来向孙良诚分析利害关系，说：“你不愿意投降是可以的，我现在也可以放你回去。但你知道，你们被团团包围了。我们部队马上可以打进去，把你捉住。那时候，你就不能享受投诚将领的待遇了。如果被俘虏，那么我们可以把你送到盐城，或者送到睢宁，交给人民来处理。你在那里做了不少对不起人民的事，人民会怎样处理你，这点你自己心里清楚。” 孙良诚听方中铎这么一说，不再提起义了，说：“我向人民投诚。”14日上午8时，孙良诚率第107军军部及第260师近6000人放下了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