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底的一天，国民党74军军长邱维达接到报告，说在阵地前方发现一头宰好的大肥猪，士兵们好久未曾吃到猪肉，于是急忙抬回，发现猪肚子内装满了宣传品，其中有致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及各军师长的信。 除了在阵地前放大肥猪，解放军劝降的方法多种多样，比如：用六○炮、弓箭、弹弓等将各种宣传品发射到国民党军阵地那边去，宣传品中有传单、小报，供投诚用的通行证、招待证等；解放军战士还组织人在阵地上直接面对面喊话，在喊话中可以根据各种具体情况向国军官兵介绍当前形势、宣传解放军的俘虏政策、让已经投诚的国军官兵现身说法。 解放军战士还在开饭时招呼已经饿得不行的国军官兵过来吃饭，这些人往往是过来吃了一顿饱饭之后就再也不回去了；解放军还在阵地上竖立巨型的宣传牌，上面写上各种标语，如“放下武器一律优待”、“过来是生路”之类；将俘虏的国军官兵在经过教育之后，从阵地上释放回去，担任解放军的义务宣传员；将国军官兵在无供应情况下最需要的食品、香烟之类东西加上宣传品装在“礼品袋”中，在夜间放到阵地前，待天明之后让国军官兵士兵自行取用，其中最受国军官兵欢迎的就是大肥猪了。 这种“攻心战术”效果极好，各个阵地上的国军官兵，只要离开了上一级指挥官的掌握，就纷纷携械投到解放军那里去了。 在杜聿明集团被围期间，解放军首长陈毅与粟裕、谭震林联名给杜聿明等人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被首先在阵地前线的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得到。顽固不化的邱清泉看了信之后就把信烧了，但把这事告诉了杜聿明。 不久后，陈毅又写了一封信，让第十三兵团（兵团司令官李弥）的一个被俘军官转交。这个军官交给了李弥，李弥让这个被俘军官直接去见杜聿明，把陈毅的亲笔信交到了杜聿明手中。 杜聿明后来回忆说：“陈毅元帅的信中，起头说得很客气。中间有些话，我当时认为是威胁，思想上有些抵触。不过，我想如能保全两个兵团部队（孙元良兵团在12月6日自行突围时，全军覆没）的话，也可以同意。” 于是，杜聿明决定先去试探当时掌握部队最多的邱清泉的态度，谁知顽固的邱清泉才把信看了一半，就将信撕毁烧掉了，杜聿明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也只得继续陪着邱清泉顽抗下去。 包围圈内的国军官兵食不果腹，在这种情况下，李弥向13兵团的部分军官讲过这样一番话：“你们忍饥受寒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这叫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现在补给虽然很少，但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把这厄运挨过，你们的事业将来一定可以成功。“天生人，必养人”，总有一天命运就会好转的。大家求老天爷不下雨、不下雪，多晴几天，空投就多些，吃饱了肚子就好办。有人如果实在受不了，要投过去，我绝不阻拦。但希望不要带武器走，将来还要见面的。以后你们回来，我们欢迎。” 12月25日，李弥在第九军军长黄淑的陪同下视察阵地时，无奈的说：“你们太辛苦了，天下大雪，又冷又饿，我是知道的。我和你们军长都来了，你们真挨不下去，就把我和你们军长杀了吃了好了。” 李弥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手下不少官兵是心领神会，纷纷投诚，而李弥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也清楚大势已去。 那么，包围圈内的国军之窘迫，是蒋介石不管不顾吗？这倒不是，自杜聿明集团被围后，蒋介石为了挽救他最后的精锐主力，应当说是用尽了全力。除了空军的两个空运大队，还租用了陈纳德等三个航空公司的运输机，动员了各方人力数万人来保证空运。无论是在空投规模上还是在参加人数上，都超过了之前对碾庄黄百韬兵团和对双堆集黄维兵团的空投。 但是，当时空投要受两个条件的制约，一是天气的好坏，二是物资的充足。天气不好，飞机不能飞，空投数量当然就只能等于零。蒋介石曾专门派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及蒋纬国在机场监督每日空投的进展，但一遇天气不好谁都只能望天兴叹。 在物资方面，当时蒋介石要筹措必须的粮食还是能办到的。但最大的问题与不久前给黄维兵团空投一样，即没有足够降落伞。因为国军的后勤部门过去做梦也不可能想到蒋介石指挥作战会打出如此糟糕的情况，会有连续的超大型空投，先是长春和沈阳，接着就是碾庄，跟着是双堆集，双堆集还没完就是陈官庄。 当时主管空投事务的程藩斌说：“莫说一个投伞制造厂，就是十个也赶不上供应。” 在物资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是杜聿明根据包围圈内的具体困难，要求空投熟食，因为包围圈中烧完了所有的树木之后，最后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还可以燃烧的东西，投下大米、白面只有生吃。熟食中最好的是罐头和饼干，但当时的食品厂不多，远远无法满足。 杜聿明集团被围后不久，黄维兵团覆灭，蒋介石已经无力救援，只能进行有限的空投，所以整个陈官庄战役的大部分阶段都是以“攻心战”为主，在最后的总攻中，包围圈内的国军一触即溃，解放军围歼杜聿明集团三个兵团所付出的伤亡，远小于围歼黄百韬、黄维兵团。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型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