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于隋而忠于唐,身历“六朝”而不倒的裴矩，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裴矩出身名门望族，裴氏家族“世以文学显”，也就是以深厚的文化修养著称于世。 祖父裴佗，曾任赵郡太守、荆州刺史，为官清正、品行高洁，常将俸禄周济贫苦之人。父亲裴讷之“纯谨有局量”，也就是纯正谨慎、胸怀宽广，且特别孝顺。 裴矩从小便受到良好家风熏陶，喜欢读书作文，长大后智略过人。伯父裴让之曾经指出其优缺点：眼界见识过于常人，才华横溢，所缺乏的是处理世事的能力。听从伯父教诲，裴矩对世事多有留心，为日后处理政事打下了基础。 巡抚岭南开皇八年（公元588年），隋朝发起了灭亡陈朝、统一全国的战争，裴矩以元帅记室的身份参与了平陈之战。战争结束之后，晋王杨广命高熲与裴矩共同收集整理陈朝的图书文件。 虽然隋朝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但在南方的统治并不稳固，所以隋文帝又命裴矩巡抚岭南。这次岭南之行，裴矩显示出过人的胆略和高超的才能。 还未出发时，便有坏消息传来，因为有人作乱，南行的道路不通。隋文帝本想就此作罢，但裴矩主动请求加速南行。行至南康时，裴矩收拢了几千兵马。此时，作乱的王仲宣已经逼近广州，所派部将周师举包围了东衡州，并屯兵大庾岭上。 裴矩率军进至东衡州，连破敌人九道栅栏，初战告捷。周师举只好退守原长岭，裴矩不给他喘息之机，追击至原长岭，周师举被斩杀。两战两捷，隋军士气大振，裴矩进而增援广州，王仲宣不敌，只得撤围而散。 之后，裴矩并没有墨守成规，坐等朝廷的指令，而是根据形势当机立断，任命当地土著首领为刺史、县令，有力安抚了地方，出色完成了使命。这次南方之行得到隋文帝的高度赞赏：“有臣若此，朕亦何忧！” 裴矩饱受诟病的行为主要发生在隋炀帝时期。隋炀帝为人好大喜功、爱慕虚荣，裴矩揣摩炀帝心意，尽力迎合炀帝的好恶。 大业初年，隋炀帝野心勃勃，准备吞并西域诸小国。裴矩利用身在张掖管理与胡商互市的便利条件，“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参考存世的文籍资料，同时对往来贸易的胡商也多有询问，撰成《西域图记》三卷。 这部书记述了西域诸国的姓氏风俗、服饰物产、山川险易，献给隋炀帝后，“帝大悦，赐物五百段”。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巡视河右地区，裴矩派人以重利引诱西域诸国派遣使者来朝拜。等到隋炀帝停驻在燕支山的时候，高昌、伊吾等二十七国的国王、使者穿着华美的服装，佩戴珠玉，焚香奏乐，载歌载舞，拜谒于道路两旁。 与此同时，裴矩又命令武威、张掖等地的老百姓骑马驾车，盛装出行，充斥于道路两旁来观礼，人群长达数十里。这种刻意营造出来的“盛世景象”，极大满足了隋炀帝的虚荣心，史载“帝见之大悦”。 后来，隋炀帝驾临洛阳，裴矩认为朝贡者众多，又劝炀帝从各地征召杂技艺人，命他们汇聚洛阳，“作鱼龙曼延角抵”，也就是表演百戏杂耍，时间长达一个月。 裴矩还命令洛阳的店铺都广张帷帐，大摆酒饭，当掌蕃带着胡商来贸易时，便请他们进店大吃大喝，“醉饱而散”。 裴矩出的这些主意，并没有瞒过“夷狄”中有识之士的眼睛，画虎不成反类犬，遭到他们无情的嘲笑。裴矩的这些做法虽然耗费钱财无数，但迎合了隋炀帝的心意。 用无数的民脂民膏，裴矩铺就了自己的晋升之阶，也获得了不菲的赏赐，“拜民部侍郎，俄迁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加位银青光禄大夫”“赐矩貂裘及西域珍器”。 隋炀帝一朝，裴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对待炀帝的错误从不规劝，不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一味地曲从阿附，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巧宦”，形象极不光彩。 入唐之后，裴矩先后担任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等官职，因为熟悉礼制，曾经与虞世南共同撰写了《吉凶书仪》，受到当时学者的称赞。 唐太宗贞观初年，裴矩年且八十，依常理到了这个年纪，他更应该锐气消磨，在朝堂之上不会提任何反对意见，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唐太宗听说各部的官吏中多有收受贿赂者，便派人拿着财物去试探，结果还真有一位司门令史收了一匹绢。在唐代，绢可以充当货物流通的一般等价物，类似于钱。唐太宗大怒，要杀掉这位司门令史。 裴矩进谏：“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齐礼之义。”用现在的话说，唐太宗是“钓鱼执法”，裴矩指出其错误，义正词严。 唐太宗采纳了他的谏言，并且对百僚说：“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裴矩去世之后，朝廷将他的谥号定为“敬”。显然，这是一个具有褒扬意义的美谥，而非像隋炀帝的“炀”那样是个恶谥。 在古代，谥号是盖棺论定之语，以“敬”为谥，体现了唐朝廷对裴矩的肯定。在隋炀帝时，裴矩无所谏诤，事事迎合炀帝的心意；到唐太宗时，却能面折廷争，指出皇帝的错误，反差之大，令人惊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