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申
北京历史上属蛇的名人有不少，有趣的是，撰写《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日下旧闻》《天咫偶闻》等著作的均是属蛇的名人，而这些著作成为当今研究北京历史必不可少的典籍。
国子监的复苏槐（吉祥槐）
《天咫偶闻》
许衡修订新历法
了解许衡，是从参观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开始的。如今，在孔庙与国子监内，还留存着两株有着700多年树龄的槐柏。槐树名曰“吉祥槐（或复苏槐）”，柏树则为“触奸柏”。此柏树，又引出一段“替天”惩戒明代权臣严嵩的传说。而槐柏的种植者，正是元代的许衡。
许衡出生于1209年，从时间论，要比严嵩早270多年。所以两人绝没有谋面的可能。根据史料记载：许衡幼年聪悟，读书如饥似渴。但家贫无书，于是经常手抄，即便是战乱中也勤于读书。年岁稍长，得文人指点，开始深入钻研儒学思想。但他阅读的领域，远不止儒学。但凡是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象、历法、兵刑、经济、水利等，许衡无所不学。
待到忽必烈统治时期，许衡被召入京师，并担任国子祭酒职务。只可惜，由于受到平章政事王文统等人的排挤，许衡告病归乡。至元二年(1265年)，忽必烈更换了宰辅之臣，随之又把许衡召至大都。许衡以儒家思想论国家大事，多秘奏，参与立朝仪、定官制等。此时，忽必烈更看重的，是能为其敛财的阿合马等人。阿合马担任中书平章事，领尚书省和六部，势倾朝野，只有许衡等极少数人会与其发生争执。
不久之后，因一件事，让许衡彻底得罪了阿合马。忽必烈打算任用阿合马之子管理枢密院，许衡进谏道：“天下大事无非是财政、军事、民事三项，阿合马已经总揽财权，现在又让他儿子执掌军事，这样做可不好。”阿合马听说此事，怒火中烧。但老谋深算的他，却公开举荐许衡入中书省，以便寻找机会寻许衡的短处。未久，忽必烈即下旨：任命许衡为左丞。
许衡虽得阿合马举荐为相，却一点都不给阿哈马留面子。该上疏弹劾，照旧弹劾。时间一长，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而此时的忽必烈，即重用阿合马，又舍不得放弃许衡。见双方僵持不下，忽必烈便找来许衡，让他推荐一个可以取代自己的人选。许衡说：“用人大事，天子应独揽大柄，我推荐人，开个收买人心的头可不行。”
忽必烈告诉许衡，他打算开太学。许衡兴奋地回道：“这才是我该做的事。”于是，忽必烈任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许衡因材施教，除经学之外，还教学生们练习礼仪、书法、算学等。在国子监内学习的，很多都是忽必烈下旨招募的蒙古子弟。这些子弟在许衡等的教导下，真正学到了中原汉地文化。当然，对于在朝的保守派权贵（如阿合马等）而言，这也是不能容忍的。由于执掌财政大权者的故意为难，以致诸生廪食不继。无奈之下，许衡只得请求还乡。经过反复权衡，忽必烈最终于至元十年(1273年)放许衡回到故里。
时隔三载，因要修正《大明历》，忽必烈又念起许衡的好处。于是，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许衡又被召回大都。此时，许衡的职务，不止是负责历法修制，而且再度担任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兼领太史院事。此后，在许衡与太史令郭守敬的共同研究下，新历法终于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完成，忽必烈赐名为《授时历》，并颁行天下。令人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后世的历史课本中，只提到郭守敬与《授时历》的关系，而于许衡则只字未提。
孙承泽给宣南留下地名
出生于1593年的孙承泽，是顺天府大兴县上林苑（大兴区采育）人。居住于宣南地区的朋友，对孙承泽的宅院所在地，或许并不陌生。宣武门外的前孙公园胡同、后孙公园胡同，就是孙承泽宅院的旧址。昔日的孙公园，一部分区域是孙家的宅院，另一部分区域则是孙家的花园。园内戏台，是洪昇所作《长生殿传奇》的演出地，而园中部分区域，后被李鸿章等筹资兴建起鼎鼎大名的安徽会馆。
孙承泽是卷席在时代浪潮之中的人物。他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中进士，并先后担任河南陈留、祥符两县县令。不久之后，因政绩卓著而擢升刑科都给事中。待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孙承泽几欲自杀殉明，但都没死。清军入关后，他感于清廷为崇祯帝服丧、改葬等行为，决定接受清朝的官职。随后，他的职务被一再擢升，最终被授予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子太保衔。60岁那年，孙承泽以病致仕。
引退后，孙承泽博采群书，尤其是经史、地理、哲学、艺术等方面的书籍。此后的二十余载时间里，孙承泽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其中，对于研究北京史地文化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是《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畿辅人物考》《元朝典故编年考》《寰宇志略》等著作。《春明梦余录》一书总七十卷，记述明清交际时京师内外的基本状况，涉及宫室、园林、寺庙、衙署等。而流传甚广的“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之说，最早便来自《天府广记》中“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的表述。由此可见，孙承泽对北京的贡献，远不止两条胡同名称那样简单。
朱彝尊著有《日下旧闻》
出生于1629年的朱彝尊，比孙承泽小36岁。他与前辈做着同样的事：撰写北京地方史地文章。
朱彝尊的家族原本是明朝显宦，到了朱彝尊这一代，家道早已中落。尽管朱彝尊也经历过明清交汇的动荡时期，但他的读书求学过程并未受到太多影响。青少年时代的他，博览群书，对诗词、经学和史学都产生了浓厚兴趣。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或许是那个时期文人士大夫的普遍追求。顺治十一年(1654年)，朱彝尊离家出游，以寻觅知音，开阔眼界。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名山大川，古刹名寺，东西南北无不亲历。
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特开博学鸿儒科，而年届半百的朱彝尊被举荐参试。翌年，朱彝尊在体仁阁内参加殿试，并被康熙帝亲自拔为一等，授翰林院检讨，且参修《明史》。
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朱彝尊充任日讲起居注官，颇得康熙赏识。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江南乡试副考官。考试结束后，朱彝尊又入值南书房，并被赐紫禁城骑马的待遇。
朱彝尊嗜书成癖，一生所藏各种书籍数万册，此外还藏有大量碑刻铭文拓片及大书法家的手书真迹。作为“书痴”，他以博闻广识而名扬朝野。然也是因为“书痴”，他居然私自带人于禁地抄书，结果被免掉了职务，本人也不得不迁居宣南居住。多少年后，研究者们仍在津津乐道于他的才学。尤其是北京史地的研究者们，更是对朱彝尊编纂的《日下旧闻》颇为赞赏。毕竟，这部著作于乾隆时期被增补为《日下旧闻考》，且成为研究清代中叶以前北京史地的最重要书籍之一。
震钧撰写《天咫偶闻》
震钧出生于1857年，和他同为丁巳年出生的，还有《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他俩都将自己人生最精彩的阶段留给北京。
震钧出身满族官宦世家，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满洲知识分子之一。震钧经历过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其一生好学深思，著述斐然。
而今，研究北京史地的朋友，手边总离不了一部名为《天咫偶闻》的著作。这部著作中，记述了清末北京地区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和风土人情，具有浓郁的北京地方特色。该书的初刻本，出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其作者就是震钧。
震钧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在于其“世居京师，习闻琐事”，有条件来记叙北京掌故史实。
《天咫偶闻》全书总十卷，以城内外区分章节，分列皇城、南城、东城、北城、西城、外城东、外城西、郊坰、琐记九类。书中既讲述了京师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又探讨了清代典章礼仪的沿革变迁，还关乎地方风物、建筑的岁月流转，也有对于京师名宦学者旧居故第的调查以及贵戚巨贾的遗闻逸事。此外，对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饮食起居、习俗等皆有大量记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研究北京史地的朋友是幸运的，因为有这些丰富的典籍可以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