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直言不讳地表示：“迄今为止，我从未为以往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感到后悔；相反，我为之骄傲，尤其钟爱《金光大道》。我认为在‘十年’那段特殊时期，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所贡献的。”他甚至自称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奇迹”，此言一出，立刻在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著名作家浩然的儿子梁秋川，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发现了父亲1996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守灵》，此文记述了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的作家浩然，为毛主席守灵时的所思、所见、所闻，既是珍贵的史料，也是感人肺腑的纪实散文。 浩然在日记里写道：我跟几位守灵者站列一排，被这千万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泪。时间久了，泪水流干，两腿两臂就如同触电般抽搐。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她被人架着，哭嚎着不肯离开，几乎被人抬出灵堂。我还看到了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倒能够掌握住自己，眼泪枯竭，神情呆滞。她们默默地站到灵床边，深深地鞠躬过后，就默默地凝视她们的父亲，片刻过后，又默默地离去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分秒时间，我想多看一眼毛主席，拿我的心跟他交谈…… 1919年12月18日，毛主席率领赴京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北京。他成立联合会，发表大量驱张文章，七次请愿，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纸和新闻中，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他的好友章士钊，推荐毛主席和蔡和森，称他们为“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并强调“救国必先重二子”。 在第一师范的教员中，对毛主席影响深远的还有道德高尚、勤勉好学的徐特立，以及方维夏、黎锦熙、袁仲谦等名师。徐特立在第一师范担任教育学、教学法和修身等课程，并兼任教育实习主任等职务。他那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革命情操，以及民主的作风，深深赢得了毛主席的敬仰。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徐特立与毛主席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师生情谊。把国家命运与毛主席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第一人就是他的导师兼岳父杨昌济。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位北大教授的远见卓识。然而，毛主席的这位恩师却不幸早逝，据推测，他早逝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北方寒冷的天气和持续的冷水澡。毛主席与杨家兄妹一起为杨昌济守灵，操办后事。杨昌济虽然只是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但他慧眼识英雄，将女儿嫁给了毛主席。但这并不是杨昌济在中国历史上获得较高地位的主因，他的至高地位来自于他是所有导师的至尊。 1949年6月，在新中国筹建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明确提出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基本外交方针。他铿锵有力地说：“中国必须独立，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自己处理，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1918年4月，毛主席与同窗好友在长沙蔡和森家中成立了“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毛主席都与同窗好友保持着密切联系，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探讨。他曾多次与罗荣熙、罗家瓒等校友探讨读书与实践的关系，并于1920年11月致书罗荣熙，坦言“现在颇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苦极了，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做好工作才好”。同日，他在给罗家瓒的信中也表达了对实践的重视。这个组织不仅拉近了毛主席与同学们的关系，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畅谈学术、人生的平台。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习生涯中，志同道合的师友间的相互磨砺，对毛主席理论品质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红军四渡赤水后的作战行动中，毛主席巧妙地连续五次运用“声东击西”之计。第一次，为将滇军调出，他令罗炳辉指挥红九军团伪装主力留守马鬃岭，佯攻长干山、枫得坝，吸引敌人北上，而红军主力则趁机南下。第二次，红军渡过乌江后，以部分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则装作要西击贵阳。第三次，毛主席又故技重施，声称要攻打贵阳，实则为了调动滇军。这一招吓得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感叹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当时贵阳周围只有四个团，蒋介石一面急调滇军孙渡部火速增援，一面准备飞机、轿子以便随时逃跑。第四次，毛主席命令红军一部在黔东清水江架设浮桥，佯装东进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师，成功将滇军主力孙渡的第二纵队调出，并诱使中央军一部和湘军东进布防，阻止红军与贺龙会合。第五次，毛主席声称要攻打昆明，实则准备北出金沙江。他故意不立即直趋金沙江，而是以主力直指昆明，与驰援的滇军背道而驰，目的是将驻守金沙江南岸的滇军调出。 果然，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深恐红军进占昆明，而昆明附近的滇军此时都被蒋介石调到贵州去了，龙云只好急调驻守滇北的部队回援昆明，致使金沙江南岸敌兵力空虚。而红军则出人意料地大踏步北转，直奔金沙江。蒋介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红军从容渡过金沙江，徒呼奈何！毛主席巧妙运用“声东击西”之计，在战场上抢占先机，赢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