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总结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彭德怀二人之间的误会看似偶然，其实也包含着深层次的必然。当时对形势估计的巨大反差及对问题产生根源的不同是矛盾爆发的主要原因。当时经过八个多月的纠“左”,毛主席认为全国的形势已基本好转，总的形势还好，前途是光明的。但彭德怀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全国形势的发展不但不能使人乐观，相反却是诸多问题重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有猛“张飞”之称的彭德怀个性上最大的弱点是脾气大，刚烈耿直，说话不讲方式，有时甚至有些意气用事。但另一方面，彭德怀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十分重视分析自己指挥上的缺点。每当问题出现，他从不简单追究下级的责任，而是首先总结经验，从自身找不足。即便是一些责任在下级的局部失误，他也总是从领导的角度进行检讨。 第一次战役时，在龟城方向作战的第66军未能及时发现其当面美第24师逃跑，失去了歼敌机会。彭德怀在批评这个军戒备疏忽之后，也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部署失误。他说：“我们在部署上也有缺点，如果第66军不放在龟城西北，而在大馆洞布防，让敌人更放胆深入，退缩时也就会慢些；或将第66军放在龟城东北，摆在内线，当敌人逃跑时便好截击。”这种勇于担当、敢于自责的精神，令人敬佩。 彭德怀不仅勇于向上级检讨错误，还敢于在大范围当着下级的面坦诚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例如，对于第180师遭受的损失，他就多次当着下级的面检讨自己的责任。这种坦荡的胸怀和真诚的态度，赢得了下级的尊重和信任。 彭德怀一生追求平等，耕者有其田。在一次与段德昌的交谈中，段德昌挪动身子，面对面地看着彭德怀。彭德怀从那炯炯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关怀和鼓舞。段德昌进一步启发他说：“你说得好，痛快！但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该停留在耕者有其田上，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再发展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共产党就是按照这样的理想斗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是要为这种理想而奋斗终生的。” 这一席话犹如春雨般淅淅沥沥地渗入彭德怀那干渴的心田。他望着段德昌清癯的面庞、挺拔的眉峰和那透着睿智与自信的目光，感到在漫漫长夜中终于遇到了引路人。他的全身仿佛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虽然他一声不响地听着，但那灼热的目光已经将他内心的激情全部透露给了段德昌。 他后来写道：“我从幼年就有求知识的极大愿望，”然而，“我出生在一个偏僻落后的农村和完全没有文化教养的家庭，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无法保障，经常挣扎在生死线上，不可能有时间和条件学习文化。自己是一个没有受过起码教育的人。”“十多年的军营生活又被严格的军事管理所封锁”，“只有在为自己生活挣扎的实际教训中，才能触发自己的反抗。只有反抗，只有革命的要求和热望，没有革命的理论指导，因此，在革命行动上有极大的盲目性。”但是，他追求革命真理的愿望一直是执著而强烈的。一旦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启蒙，他的革命要求就升华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觉悟，从而自觉地投入一个新的革命巨流之中，不再是单枪匹马地在黑夜中奋斗。 除了彭老总，毛主席也为国家奉献了一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肩上承载着国家的未来与希望。他的家乡亲戚和朋友，无论身处何种阶层，无论政治信仰如何，无论关系亲疏远近，都纷纷向他投来书信，或诉说家常，或寻求帮助。对于这些来信，毛主席始终保持着一视同仁的态度，他不仅亲自回信，还细致入微地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尽自己所能提供援助。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主席始终坚守原则，不徇私枉法，从不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友谋取私利，对亲友要求严格，坚决不搞特殊化。在中国乡村社会，宗法制的长期延续使得宗法家族观念根深蒂固，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但毛主席对这些老旧糟粕观念深恶痛绝，决不容忍其存在。 文运昌，作为毛主席八舅文玉钦的次子，早年对毛主席的帮助可谓功不可没。他不仅助力毛主席走出闭塞的韶山冲，前往湘乡东山学校接受新学教育，还四处搜罗新书报供其阅读学习。这些新知识犹如一股清流，大大开阔了毛主席的眼界。1925年，毛主席以“养病”为名回到韶山发动组织农民运动，文运昌前来叙旧，却不料反动军阀派兵抓捕。毛主席虽侥幸脱险，但文运昌却不幸被捕，后来经过多方营救才得保释。这份情谊，毛主席一直铭记于心。 然而，当1937年文运昌因家庭生活困难致信毛主席，希望能在延安谋得一份薪水丰厚的差事时，毛主席却毅然拒绝了这位表兄的要求。他深知，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个人私利必须牺牲。他明确告诉文运昌：“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这份大公无私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