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纪登奎曾对胡耀邦说：别和讲那些大道理，大包干不符合集体主义的原则，不合宪法。胡耀邦说：不合法的我们可以使它合法起来！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后来，纪登奎也感叹：大包干的成功对我震撼太大了，原来我坚定地走大寨路线，虽小有进展，基本上是僵持——因为拼命干，还能前进一两步，但稍微一停步，就被挤回来了。到大包干的时候，农民却像上了发条似的拼命干活，中国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吃不饱变成粮食过剩。你不得不承认这东西真管用，农民多打粮食了，整个社会的氛围却变好、变宽松了。 早在初级社时期，在初级合作起步较早的山西等省，不少初级社在组织生产时，就出现了包工制。这是一种尝试，旨在让社员与劳动成果产生更直接的联系，激发他们的劳动热情。后来，为了进一步使社员与最终劳动成果紧密相连，一些初级社大胆地实行了包产到组到户。这一举措，无疑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大潮中，投下了一颗探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 1954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广泛宣传和中央《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深入贯彻，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这股浪潮势不可挡，迅速席卷了广袤的农村大地。1955年夏季后，党对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方针不断加快，仿佛为这场运动插上了翅膀。1956年，全国农业合作化发展驶入了快车道，高级农业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了农村合作经济的主要形式。 高级社不仅规模大了，人数也多了。有些地方的高级社，在生产中出现了“走起来一长串，做起来一大片”，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的壮观景象。然而，这种看似热闹的生产方式，却隐藏着巨大的问题。由于高级社在分配上平均主义倾向严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大大受挫，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广大群众对高级社的经营管理方式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渴望一种更加公平、更加有效的生产方式，来激发他们的劳动热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于是，在全国不少地方，相继转入高级社后，纷纷发生了“闹社”风潮。包产到户，这一在初级社时期就有过尝试的生产方式，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试点取得了成功，这无疑给李云河和永嘉县委注入了强大的信心。1956年9月，永嘉县委召开社主任参加的千人大会，提出“多点试验”包产到户。这一决策，如同春风化雨，滋润了永嘉县广袤的农村大地。紧跟着到1957年，在全温州地区，又有一千多个社、17万户，也实行了包产到户。 这场试验由于效果很好，得到了各方面的有力支持。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报》发表了李云河写的《“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一文。这篇文章，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引发了人们对包产到户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 永嘉的实践，是在县委直接领导下的自觉行动。他们先经典型试验，总结实践经验，拿出实施方案后才实行“有限推广”。在全县42%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实行包产到户，实行十个月的结果对改善当地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促进生产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受到了农民的普遍热情欢迎。 在试验过程中，永嘉县委及县委派出的试点工作组，面对诸多实际和理论上的问题，以及来自上下左右的各种责难，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坚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积极探讨，大胆实践。试点结束时，他们写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高水平总结，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作用及操作方法进行了全面阐述，有力地回答了各方的责难。 戴洁天写的这份《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生产管理特点，就是应该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南方水稻地区生产特点相结合。”这份总结，正式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结合永嘉当地实际情况，阐述了合作社实行“包产到户”的必要性。 永嘉的实践及理论总结，在温州及浙江省内外产生了强烈影响。它引发了包括省、地级及中央多家媒体参加的全国第一场关于“包产到户”性质的大论争。这场论争，产生了全国最早一批论述“包产到户”问题的重要文章，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农业体制变革历史的必读之著。而永嘉的包产到户实践，也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中国农业改革的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