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正在举行会议的人民大会堂，竟遭遇袭击。一颗子弹将玻璃当场击穿，然而开枪者却得到了周总理的特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966年2月2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在为一场重要的外事活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众多重要外事活动之一，安保工作一如既往地严密。在人民大会堂四周，警卫人员按照既定方案部署到位，长安街和中山公园一带都有便衣警察在巡逻。 上午十点，随着外宾车队驶入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已经在二楼会客厅等候。大会堂内的气氛庄重而热烈，工作人员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十点十分，会谈正式开始。周总理和外宾相谈甚欢，一切都在按照预定的流程进行。就在这时，一声突如其来的碎响打破了会客厅附近的平静。 在距离会客厅不远的走廊里，一位名叫张善兰的服务员正在进行日常的清洁工作。当她推开纱窗准备擦拭玻璃时，亲眼目睹了玻璃被击穿的一幕。 这一发现立即通过警卫系统上报。警卫人员第一时间控制现场，确保了领导人和外宾的安全。在初步勘察后，他们发现这是一颗子弹击穿了大会堂二楼的双层玻璃。 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首都的最高治安机构，公安局立即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应急预案。大批专业警力火速赶往现场。 这是人民大会堂建成以来发生的第一起枪击事件。考虑到事发时正在进行重要的外事活动，这起事件立即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 当天下午，一个由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的精干力量组成的专案组在人民大会堂成立。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不会发生第二起类似事件。 专案组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现场进行细致勘查。在现场，专案组只找到了一个关键物证：那颗击穿玻璃后卡在双层玻璃之间的子弹。 案件初期，专案组将调查重点放在了长安街和中山公园一带。根据常规经验，他们认为枪手很可能是在50-60米的近距离完成射击。 但这个推测很快遇到了挑战。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26岁的技术员陈建华通过反复观察玻璃碎片的特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这是一次远距离射击。 陈建华的判断源于他曾经做过的枪弹击碎玻璃试验。通过对比发现，人民大会堂玻璃的碎裂特征与远距离射击的痕迹更为相似。 为了验证这一推测，专案组在北京西山靶场进行了一系列射击实验。他们请来了国家队的射击运动员，使用相同口径的步枪，从不同距离对同样材质的玻璃进行射击。 实验结果证实了陈建华的判断。从500米左右距离射出的子弹在玻璃上留下的痕迹，与人民大会堂现场的弹孔极为相似。 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案件的调查方向。专案组将搜查范围扩大到人民大会堂西北方向500-600米的区域，重点关注南长街以西的居民区。 第二个重要转折出现在南长街44号院。这里是一处高级干部家属院，院内的门卫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前几天经常有孩子在车库屋顶上用小口径枪打麻雀。 这个线索立即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他们发现从车库屋顶到人民大会堂北窗的距离恰好在600米左右，而且枪口的朝向正对着案发现场。 专案组随即在这处院落找到了一支捷克制造的小口径运动步枪。这支枪产于1898年，重2.8千克，配备5.6毫米口径子弹，与现场遗留的弹头口径完全一致。 案件的第三个转折来自弹道专家的鉴定结果。通过对枪支膛线和弹头痕迹的仔细比对，专家们发现两者完全吻合。 为了确保鉴定结果的准确性，专案组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反复检验。他们不仅进行了弹道痕迹的显微镜比对，还用这支枪进行了玻璃射击实验。 最终的鉴定结果彻底改变了案件的性质。击穿人民大会堂玻璃的子弹，确实是从这支小口径运动步枪中射出的。 而开枪的人并非什么专业的枪手或政治刺客，而是一个12岁的少年。这个体委首长家的孩子在和同学打麻雀时，一颗流弹意外击中了人民大会堂的玻璃。 整个破案过程历经三次重大转折：从近距离到远距离的判断改变，从专业枪手到居民区的方向转变，最后发现真相是一个孩子的意外。这些转折充分展示了专业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重要作用。 当案件真相水落石出后，周总理对这起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位富有远见的总理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当作一起普通的意外事件处理。 在处理这个案件时，周总理首先关注的是高干子女教育问题。他特别提到了＂清朝八旗子弟＂的历史教训，指出特权阶层子女的教育问题必须得到重视。 总理的这番话直指问题的核心。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些高干子女确实存在特权思想，这种现象需要得到及时纠正。 但周总理的目光并不仅仅停留在教育层面。他指出在城市环境中进行打鸟射击这样的娱乐活动是非常危险的，流弹可能会伤及无辜。 这起事件也暴露出当时中国在枪支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全国各地都存在着数量可观的枪支，而这些枪支的管理并不规范。 基于这一认识，公安部接到了制定全国性枪支管理办法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