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6日深夜，距济南公安局刑警队部只有100米的“庆风金店”被劫。队长张允贵带干警赶到后，发现现场惨不忍睹，地板上、桌椅上到处是血，一股血腥味直冲鼻子。 金店经理的父亲被杀死，头部被砍了两刀，尸体头朝东，脚朝西，死者的鞋子被扔得远远的，身上穿的睡衣也全被血浸透了。室内保险柜的门大开着，金银珠宝被劫一空，统计损失的物品和现钞有：黄金4两，金耳环11副，金表1只，金戒指1包，纸币（国民党发行的现钞）50万元。 现场除了经理之父的尸体外，痰盂里还有十多只烟蒂（死者是不抽烟的）。写字台上并排放着三支弹壳，大方桌上留了一个字条，写着“光明正大。刘吉作”几个毛笔字。 经理吴江源向刑警队长张允贵哭诉：“深夜1时许，睡梦中听到父亲惊呼一声，随之一声巨响。知道发生事情了，我就将洗脸盆摔在地上，以此壮胆子，也想叫左邻右舍知道。哪知此刻又听到枪声，同时匪徒已持枪闯入我的室内，他用毛巾包头，黑布蒙嘴，看不清他的真面目，样子很吓人。只听他道：‘不准动，动就打死你，把头蒙上！’我们都蒙上了头，他要去了金柜钥匙。4点多钟又听他喊‘不许动！’快6点钟他才离开我家，父亲已被他杀死……” 刘吉是谁呢？凶手为什么要写“刘吉作”呢？刑警队很快就查到了十几个名叫刘吉的人。但经过分析，除了已在大牢里关着的一个刘吉，其他人作案的可能均一一排除了。但是，剩下的这个刘吉既然被关着，他又怎能作案呢？在审问刘吉时，他说：“这是李圣五干的，他和我有仇，嫁祸于我。” 于是，干警翻阅了有关李圣五的许多材料，分析了他的作案特点，认为他作案的可能性很大。 当时济南城有一个很有名的“飞贼”叫李圣五（化名李燕子）。济南解放前，李圣五在舜井街开了一个粮油店，其中就有国民党官员杨同光的股份，所以每次李圣五杀人抢劫，在济南解放前，总是明里逮，暗中保，还以艺人的名义印发了几种专门吹嘘李圣五如何“艺高胆大”、“仗义疏财”的小册子，流传很广。 李圣五对社会治安威胁很大，济南群众提起他无不谈虎色变。如有小孩哭闹，说一声“李燕子来了”，小孩马上就不哭了；屋顶上有猫走动，也说是李燕子又在飞檐走壁，惊惧不已。 张允贵是在济南解放后不久，从解放军部队调到济南市公安局担任刑警队大队长，队员有他的战友桂树怀、张守贤、端木、陈凯等人。 从战火纷飞的战场转入城市斗争，从前线厮杀，转入同形形色色的诡计多端的匪徒斗争，对张允贵等人来说还是个新的课题，而活捉来无影去无踪的“飞贼”，更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在刚解放的济南城，捉拿李圣五真像大海捞针。张允贵这些人谁也没有见过李圣五，而被留用的原济南国民党警局人员虽有见过的却又不敢讲，追踪、盯梢、蹲守等侦察手段也都用不上。于是，张允贵利用许多“特殊侦察员”（说书的、唱戏的、看相算命的、玩猴的、杂耍的），叫他们通风报信。 1949年1月15日，一个说书的赶来报告：“李圣五窝藏在南关舜井街14号。” 刑警队马上开始行动，陈凯、张元光、端木带两名刑警人员化装成青岛来的“商人”，穿大街，走小巷，拐了很多弯子，到了舜井街14号。这里是一座单门独户的小楼，陈凯上前敲门，过了好一会儿，门“吱”地一声开了一条缝，伸出一个中年男人的脑袋。陈凯彬彬有礼地问：“请问，李先生住在这儿吧？” “这里没有什么李先生。”中年男人冷冷地回答。 “我们是做生意的，和李先生是把兄弟，劳驾通报一声。” “你们从哪里来？” “青岛来的。” 中年男人一双贼眼骨碌碌地上下打量陈凯、端木，在看清了站在眼前的的确是两个“阔商人”以后，态度缓和多了。他接着又盘问了许多，如坐的什么车？几点上的车？哪一站下的？多少钱的车票……陈凯、端木对答如流。那人没有看出破绽，才开了门，说了一声：“你们等一等。”转身上了阁楼。 陈凯、端木也悄悄跟上了楼，那人“李先生，有朋友找……”的话未说完，他们已站在李圣五的面前。 李圣五当时显得十分沉着，笑着说：“兄弟们，不要和我过不去吧！” “我们是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好，好，走一趟。”说着，李圣五即大步下楼。 “站住！”端木大吼一声，忙上去搜他的身，然后捆住他的手。但这个惯盗狡猾得像狐狸，把枪藏在腹下，当时没有搜出来。干警认为他被捆着手，身上又没有武器；同时他又装着很驯服的样子，使干警一时麻痹大意，放松了警惕。 当走到普利门大街，迎面来了一辆洋车，李圣五不知怎地突然抽出了手枪，朝他左边的端木连打三枪。枪声一响，市面上顿时乱了套，许多小摊子都被人流撞翻在地。干警怕伤害无辜百姓，不敢开枪，就这样，眼睁睁地让李圣五逃掉了。 从此以后，尽管李圣五销声匿迹。有一天晚上，刑警大队的电灯断电了，一些接收过来的旧人员认为是李圣五来了，吓得哭哭叫叫，真是“草木皆兵”。张允贵身为刑警队长，压力很大，心中发誓一定要抓住这个飞贼。（飞贼“李燕子”落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