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带病参加，并投出了最关键的一票，70年代，王稼祥遭遇困境，写信给毛主席，请求安排工作，一向不愿意搞特殊的毛主席会是什么态度呢？ 那是1972年的5月份，一封特殊的信件放在了周总理的案头，这封信是王稼祥写的，内容也很简单，描述了现状，并请求能回归工作。 原来，在建国之后，王稼祥就进入了外交部门，还担任了第一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有他在的那段时间，中国对苏联的外交工作总是游刃有余。 可到了1970年，王稼祥的身体亮起了红灯，不得不回到北京接受治疗，一晃两年时间过去了，王稼祥的身体也得以恢复，并能够继续胜任工作。 然而，周总理仔仔细细读过信后，却陷入了犹豫之中，他主要有两方面的顾虑，一个是当时的大环境有些特殊，不知道王稼祥能不能胜任，另一个是王稼祥的身体有隐患，因为他的肺部和脾脏都有损伤，如果在工作中再次复发，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怎么办呢？周总理拿不定主意，于是便找到了毛主席商讨，那么问题来了，两人都是怎么说的呢？ 带着这封求助信，周总理跟毛主席见面了，并把信的内容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 在听的过程中，毛主席的神情十分严肃，周总理说完后，毛主席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啊，最关键的一票就是他投的！” 对此，周总理是十分认同的，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的重要程度不用多说，而这里面关键的一票，甚至就有可能会改变中国的命运，所以说，王稼祥对中国革命是立了大功的。 最后，经过深思熟虑，毛主席还是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毕竟王稼祥一心要投入工作，这份热情是值得肯定的。 很快，王稼祥就从疗养院转到了办公室，继续奋斗在了外交事业上。 那么，当初遵义会议上的那关键一票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1935年初，红军在与国民党军周旋过后，顺利进驻遵义，并且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必须要弄清楚两个现实问题，第一个，过去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失利该由谁来买单？第二个，未来红军的路到底该怎么走？谁来带领着走？ 遵义会议上，博古和李德两人依旧没有意识到错误，他们不认为是战术出了问题，反而把失利怪罪到了“寡不敌众”上。 实际上，这样的说法是大错特错的，要知道，红军总共打了五次反“围剿”斗争，而且每次都是以少胜多，怎么到了第五次，毛主席不在的时候就输了呢？还是战术运用不当外加左倾主义严重。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博李两人的错误，并且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可是呢，由于这两人的地位实在是太高，没有人敢于当面表态。 这个时候，王稼祥果断站了出来，他在共产国际待过，在我党有很高的话语权，而且他对局势分析地特别到位，对毛主席的能力给予了极高的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博李两人的失败原因。 最后，王稼祥给出意见，他说，红军的命运就应该交到经验丰富、有大智慧的毛主席的身上。 接下来的投票环节上，王稼祥带了个好头，第一个给毛主席投了票，如此一来，支持毛主席的人越来越多，会议的结果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下去。 可以说，如果没有王稼祥的挺身而出，或许就不会有后面的四渡赤水，也不会有震惊中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