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10日，蒋介石探望病重的胡宗南，胡宗南泪流满面，说：”这里（台湾）真是没有意思。“蒋介石听了之后，沉默良久。 1950年3月26日，在西南边陲小城西昌，一架运输机载着胡宗南逃往台湾。蒋介石并未召见这个爱将，反而明令撤销“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免去胡宗南的“副长官代行长官职务”，给了一个“战略顾问”的虚职。 随着职务的撤销，胡宗南在台南设立的“西南军政长官办事处”也不复存在，电台通讯人员改拨“联勤总部通讯署”接管。其他官兵或他调或遣散。胡宗南这时真正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胡宗南在台北匆匆办完应办的例行公事后，便带着夫人叶霞翟与刚牙牙学语的幼子，避往台湾岛最东部的花莲海滨。花莲是著名的风景区，背靠青绿的群山，面临辽阔的海洋，环境清幽，胡宗南在这时十分需要这样一个地方，一来逃避以败将身份出现在台北公开场合的尴尬与羞愧，二来休整一下自己十分疲惫的身体，清理一下自己十分混乱濒于崩溃的头脑。 可是，胡宗南虽远离了台北，但有许多人却不愿意放过他。当时，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担任过第六兵团司令与福州绥署副主任的李延年与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因失守平潭岛，被蒋介石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下令扣押，交付军法审判多次，行将判决，一时间，台湾岛上，杀气腾腾，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比之李延年、李天霞，胡宗南的“失职”行为更为严重。他丢掉了西北，又丢掉了西南，还丢掉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军事集团，胡部数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胡宗南几乎是只身逃离大陆。 当胡宗南于1950年3月下旬在西南的最后一个落脚点西昌即将失守，他与万把残兵败将走投无路之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因憎恨胡宗南的战守无能，竟下令坚决不准胡宗南回台。蒋要胡与西昌共存亡，或死或俘，听其自然。蒋介石对胡宗南20余年的宠信早付之东流，一去不返。 胡宗南运气不错，他的好友、时任副参谋总长的郭寄峤出来说情，对蒋介石直言说：“送一名大将做俘虏，既违反了战争利益，也违反指挥道德。”由于郭寄峤的坚持，蒋介石才默许派出飞机到西昌接胡宗南。胡宗南虽然逃回了台湾，但是他却不能安然无事了。 1950年5月11日，胡宗南躲到花莲海滨一月余，他突然得到了一则信息：有40多名监察委员联名对他提出了弹劾，语句激烈，声势吓人。 领衔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案的，是已经七十多岁的陕西籍监察委员李梦彪。据李梦彪对人讲：早在1949年秋、冬间，当胡宗南率所部大军，由汉中向四川败退时，李梦彪也正以“监察委员”的身份，于1949年10月随李宗仁、阎锡山由广州逃抵重庆。李梦彪接触到好多位从陕西家乡逃出来的陕西地方人士与官员，得知了许多胡宗南部在陕北、关中与陕南作战逃跑、弃守、失职的详情，听到许多对胡宗南的指责与谩骂，李梦彪草拟了一份对胡宗南的弹劾书，准备提交刚迁至重庆的监察院院会。当时，有几位朋友劝李梦彪，胡宗南正率领重兵入川作战，此时提出弹劾案，恐发生不良影响。李梦彪几经考虑后，隐忍未发。 然而，未过两个月，胡宗南部匆匆入川的几十万大军便在川西平原上陷入解放军的重围之中，几乎未经大的作战，胡部几个兵团便投降的投降、起义的起义，少数死硬到底的部队与解放军一接触便迅速瓦解，最后落得全军覆灭的下场。 在惊慌失措中侥幸逃离涌进台湾的西北、西南各省籍的国民党的一些军政大员与地方人士，以及“监察委员”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西北、西南的战败责任推到胡宗南身上。因为胡宗南手握重兵数十万，先主持西安绥靖公署，后又主持川康军政，自然是主要责任人。 监察委员们对胡宗南尤深为不满与痛愤，酝酿弹劾之议又起。当此之时，李梦彪又一马当先，重拟弹劾书，其他委员一时闻风响应签署者共将近60人。在当时从大陆逃至台湾的“监察委员”共有60多人。现在参加联署弹劾胡宗南的监察委员竟达近60人，若不加以限制，则将来恐怕连审查案子的人都难找到。于是，监察委员们经过协调，把已经在弹劾文中签署者劝退十几位，提案的人数共留46人，由李梦彪领衔提出。 在这同时，李梦彪等人还将弹劾文油印了数十份，分别投寄到台湾与香港的各报纸杂志登载，广造舆论。一时间报刊喧腾，沸沸扬扬，颇为轰动。一股压人的气势向胡宗南袭来。 决定弹胡案最后结果的关键，是蒋介石的态度。在弹胡案发生后，蒋介石既气愤，憎恨胡宗南的丧师失地有辱所命，同时又感到胡宗南跟随自己20余年，无比的忠顺，如今台湾像胡宗南这样兵败逃台的将领不在少数，对他们需安抚才能安定军心，稳定局面。经权衡利弊，蒋介石最后决定放胡宗南过关。 六个月后，由陈诚牵头的调查人员出具结论，认为：胡宗南从西安撤至四川，再撤至西昌，“历经战斗，并未处置乖方，应免议处”。 轰动一时的弹胡案乃告落幕。胡宗南以败军之将，终于逃过了一场弹劾风波。但是他从此再未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只在以后一度担任过大陈游击司令与澎湖防守司令等职，最后于1962年2月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