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为了联合反蒋，冯玉祥不顾手下的劝阻，执意前往山西去见阎锡山。让冯玉祥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想回来，那可就由不得他了，他被阎锡山狠狠地算计了一下。 得知冯玉祥及其夫人李德全进入山西境内后，阎锡山带着晋系的军政大员在太原二百多里外的介休亲自迎接，欢迎仪式搞得是非常隆重。 阎锡山让冯玉祥住在太原南郊的晋祠，每两日就来探望一次，嘘寒问暖，看起来是非常关切。不过，冯玉祥也是老江湖了，他很快就感觉不对了，明明是阎锡山邀请冯玉祥到太原共商“讨蒋”大计，可是等冯玉祥到了太原，阎锡山却是闭口不谈，一旦冯玉祥往这个话题转移，也被阎锡山借故岔开。 冯玉祥到了太原后，南京的蒋介石非常紧张，他很清楚如果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旦联合，那么将会非常棘手。为了分化阎、冯，蒋介石特派孔祥熙、吴稚晖去太原，并委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抚使。 孔祥熙、吴稚晖到太原后，阎锡山态度变得非常暧昧，于是蒋介石决定趁热打铁，邀请阎锡山到北平商讨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到北平后，却不愿意多谈，而是称病住进了医院，蒋介石便电召东北的张学良前来密谈。见张学良到了北平，阎锡山态度大变，在和蒋介石的会谈中承诺“立刻回太原，” 阎锡山回到太原后，对手下闭口不提“反蒋”了，反而是对蒋介石大加夸赞。至于冯玉祥，阎锡山不仅拒绝见面，更是派人将冯玉祥强行迁居到了五台的建安村，在村子周围布置了一个团的兵力。 冯玉祥长这么大，这可是第一次被人软禁，而且还是在自己手握几十万大军的情况下，主动“送货上门”的。对于阎锡山的背信弃义，冯玉祥恼怒异常，大骂对方不讲信用，同时冯玉祥更担心的是，他远离部队，如果蒋介石和阎锡山趁机分化瓦解西北军，那就大事不好了，毕竟韩复榘、石友三“倒冯投蒋”才发生不久。 李德全（冯玉祥的夫人）劝丈夫在建安村暂时先待下来，平日读书写字，以麻痹阎锡山。暗地里，冯玉祥派人给宋哲元送去了一封密信（冯玉祥在去山西前，让宋哲元代理西北军军务），信中让宋哲元团结其他西北军将领，把部队牢牢握在手中，只要部队在，阎锡山就不敢怎么样。 宋哲元给西北军将领们看了冯玉祥的信后，大家都对阎锡山“背盟”软禁冯玉祥而义愤填膺，众人商议后认为，不如攻取山西，救出冯玉祥。 由于当时西北军正和蒋介石的部队剑拔弩张，为了集中力量攻打阎锡山，宋哲元让已经投蒋的原西北军将领韩复榘牵线，韩复榘于是向蒋介石陈述：西北军将领愿意为武力驱逐阎锡山离开山西打头阵。 蒋介石当然是求之不得，马上派出于右任、贺耀等人去西北慰问西北军，并且拨付了二十万大洋的军饷，见蒋介石同意“讨阎”，西北军将领便纷纷表示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就向山西进军。 阎锡山的算盘打得响亮，却没有想到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西北军群情激奋要讨伐他，而在建安村的冯玉祥则优哉游哉的静观其变。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却操之过急了，他不等西北军进攻山西，就开始拿阎锡山开刀了。1929年8月1日，第二次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中的四个集团军，第二集团军的冯玉祥已经通电下野且被软禁在建安村，第四集团军的李宗仁、白崇禧也已兵败，所以只剩下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开会时，阎锡山称病没有来，因此这次会议蒋介石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 蒋介石在会议上决定：四个集团军各自缩编为九个师。 这个方案看似公允，但实际上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最占便宜。因为，蒋介石又提出全国部队数量控制在68个师，减去四个集团军的36个师，还应该有32个师，而这32个师除去其他军阀部队占去20个师外，还有12个师归南京国民政府直属，说白了蒋介石玩了个文字游戏，按照这个方案他的第一集团军实际是21个师，得益最多。 最后，蒋介石还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建议“省主席不得兼任军职”，很快，阎锡山就上钩了，他给南京国民政府发去电报，声称要“请辞山西省府委员兼主席”。 阎锡山这是以退为进，他认为按照惯例蒋介石肯定要回电挽留一番，不料蒋介石将计就计，当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批准了阎锡山的请辞，同时任命商震为山西省主席，徐永昌为河北省主席。 蒋介石的不寻常的操作，让阎锡山感到了威胁，他一眼看出，自己已经成了蒋介石最主要的打击目标。对自己晋绥军的战斗力，阎锡山是清楚的，于是他连忙赶到建安村，向冯玉祥负荆请罪。 冯玉祥虽然恼恨阎锡山的出尔反尔，但是在“反蒋”这个大前提下，他还是和阎锡山共同演了一场戏，两人抱头痛哭，成了“冰释前嫌”的好兄弟、好盟友。 阎锡山向冯玉祥送去大批物资和“共同讨蒋”的承诺，冯玉祥也离开建安村返回西安部署对蒋作战。但是，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阎锡山背信软禁冯玉祥，白白浪费了几个月时机，给了蒋介石调兵遣将的机会，同时也让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心生愤恨，西北军和晋绥军的嫌隙加深了，这一切都为不久后的中原大战，埋下了失败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