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樊锦诗分娩前1个月，向主任请假去武汉生孩子，没想到被呵斥：“哪里不能生？”樊锦诗又气又羞。 领导不但不批假，还安排她去收棉花，没想到第二天她就生了孩子，可是孩子连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 1938年，樊锦诗在北京出生，后来因时局动荡、生活无着，她的父亲便带着全家到上海谋生，她在上海完成小学和中学学业。 受父亲影响，她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美术馆看展览，也知道许多精美的文物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渐渐地，她对考古充满遐想。 后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她毫不犹豫地写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按照规定，入学不久要分专业，她直接选了梦寐以求的考古专业，在这里樊锦诗认识了老彭。 老彭叫彭金章，是个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有一次，樊锦诗去图书馆晚了，没有座位，恰好看到老彭旁边空着一个位置，就坐了过去。 从那天起她一到图书馆，就看见老彭远远地向她招手，原来老彭每天都早早到图书馆，给她占座，还会偶尔送她一条看上去很“俗气”的手绢，拿老家捎来的“臭鸡蛋”给她吃。 樊锦诗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他们最多也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步，快毕业前他们在未名湖边一起合影留念。 1963年，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去了敦煌，临行之前锦诗故作轻松，“三四年就回来了。”老彭也很淡定，“我等你。”还没有说过爱，两个年轻人便天各一方。 谁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时局瞬息万变，樊锦诗调回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两年后老彭去敦煌看她，两个人一起度过了快乐的8天，一起去看敦煌壁画，一起去赏大漠落日。临走前老彭留下一句承诺：我等着你…… 1967年元月，樊锦诗和老彭在武汉大学的宿舍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此后，就是长达19年的分离。 期间每隔一两年，樊锦诗才有20天左右的探亲假，到武汉与丈夫团聚。 1968年，樊锦诗怀了第一个孩子后，本来打算到武汉去生产，毕竟武汉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比敦煌好。 按照那时候的制度，产妇有56天的产假，而产妇的丈夫就只有3天假。老彭也不放心樊锦诗，就坚决让她去武汉。 结果就在临分娩前一个月，樊锦诗向革委会请假，可没想到当时的主任不但不给假，还对樊锦诗说：“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听到这样的话，樊锦诗又气又羞。 没有给假也罢了，没几天樊锦诗竟接到通知，让她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 敦煌的棉花长得很矮，挺个大肚子，怎么摘？同事们都很同情樊锦诗，劝她不要去，一定要请假。 樊锦诗心里委屈却赌气说：“我绝不请假，生在地里不是也挺好啊！” 就这样樊锦诗随着大家到了农村摘棉花，一天下来劳累的动弹不得，因为劳动强度过大，回到单位就见了红，樊锦诗被送去医院，幸运的是孩子虽然早产，但也平安健康。 可是孩子出生后，却连一件衣服都没有，还被人误会，当母亲的一点都不上心，给孩子连衣服都不准备一件。 可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备好了，只是都在武汉，丈夫老彭还把婆婆接到武汉，准备照顾樊锦诗坐月子，婆婆还特意从老家为她带去了红枣、小米、鸡蛋等不少营养品，只是谁也没料到，出了这茬子事。 医生看她身边没一个人看护，就问她：“你怎么一个人？你丈夫呢？” 樊锦诗说：“我丈夫还不知道”，医生很惊讶地看着她：“那赶紧找人给你丈夫打个电报，告诉他你生了个男孩。” 当老彭接到儿子出生的电报，既喜悦又心疼，他赶紧挑着物资马不停蹄地往敦煌赶。 可武汉那边三天两头就来电报，催促老彭回去，老彭不放心妻子，一拖再拖，可还没等孩子满月就不得不回武汉。 56天产假结束，樊锦诗就要工作了，可没有人帮她带孩子，刚开始樊锦诗一个人过得很辛苦，1970年初她把孩子送回老家抚养。 1973年，樊锦诗和老彭的第二个儿子出生。老二是在武汉出生的，在产假的时候，老彭做饭、炖汤，包揽了所有家务，晚上让樊锦诗休息，他起来带孩子。 后来大姐把老二带回老家，老大就留在武汉跟着老彭。那时老彭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又当爹又当妈。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到了解决分居问题的时候，老彭和儿子很希望樊锦诗调往武汉，一家人住进家属楼，可樊锦诗一方面思念孩子、对老彭有感情，一方面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 甘肃和武大都坚决不放人,最后到了1986年，老彭做了一个最艰难的决定——放弃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那时老彭已经快50岁了，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 老彭牺牲了自己的事业，但没有对妻子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他对妻子的理解和包容，全部化作无言的支持与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