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姜利民趁黑摸到越军阵地，没有被发现。谁知他突然打开手电筒，瞬间暴露，越军朝他拼命开枪，可很快，越军惊觉：中计了！ 1979年，排长姜利民趁夜摸上越军阵地，突袭敌人。当他趁敌人不备掏出一个大号手电筒，照射向敌方时，敌人还没反应过来，便立刻遭到猛烈的还击。姜利民冷哼一声，带着自信说道：“终于抓到你了！” 姜利民是一位有着10年军龄的老兵，在部队中，他的军事技能一直过硬，每年都能获得标兵和先进的荣誉。他的军事才能让他在同袍中有着很高的威信。1979年初，姜利民到了退役的年限，这一天，他去找上级办理退役手续。正巧，他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张来自师部的命令，这个命令不仅意味着他即将面临的未来，而也为他提供了新的使命。 在这场历史性的战斗中，许多军队的高级指挥官的子女都冲锋陷阵，选择了投身战场，放弃了本该拥有的安逸生活，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危，他们毫不犹豫地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姜利民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他曾经担任过“编外排长”的职位，负责带领新兵。但得知自己所在的第362团第8连将作为尖刀连参与战斗后，姜利民毫不犹豫地请愿回到8连。当时，副团长林才文试探性地问姜利民：“你父母只有你一个儿子，你不担心他们吗？” 姜利民激动地回答：“我虽然是父母的独生子，但作为一名战士，我的责任是保卫祖国。如果为了国家和人民而流血牺牲，父母一定会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姜利民的母亲身体一向不好，父亲则常常在信中催促他回家多陪陪他们。战争结束后，部队派人将他的骨灰送回家。父亲看到儿子的骨灰后，默默整理着衣物，郑重地向着骨灰行了一个军礼。 1979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新疆天山脚下，料峭春寒中飘着零星的雪花。姜政委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前的桌上摆着一个简朴的木盒。这个盒子承载着他最后的期望，却也是他最不愿面对的现实。 抖动的手指轻轻掀开盒盖，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些简单的随身物品：一本发黄的笔记本、一枚列兵军衔、几张老照片，还有一个沾满泥土的手电筒。这个普通的手电筒，竟成了儿子留给他最后的念想。 三个月前，也就是1979年2月，南方边境的战事正如火如荼。越军的碉堡群盘踞在制高点上，像一道铜墙铁壁，阻挡着我军的进攻路线。这些碉堡不仅工事坚固，还布置了交叉火力网，每一次我军的进攻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碉堡群中的三个主要火力点尤其令人头疼。这些火力点配备了重机枪，一旦发现我军踪迹，就会展开疯狂扫射。白天，越军依靠地利之便，将我军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夜晚，他们则凭借熟悉的地形优势，打得我军疲于应对。 作为爆破组的组长，姜利民深知这些碉堡对我军推进的阻碍。没有拔除这些碉堡，后续部队就无法展开穿插行动，整个战役计划都将受到影响。 就在部队一筹莫展之际，姜利民提出了一个看似疯狂的计划，用一盏手电筒引诱敌人暴露火力位置。于是，姜利民趁黑摸到越军阵地，没有被发现。谁知他突然打开手电筒，瞬间暴露，越军朝他拼命开枪，可很快，越军惊觉：中计了！ 战后，第7连荣获了广州军区授予的“夜老虎连”荣誉称号，姜利民烈士也被追授了一等功，并获得了中央军委颁发的“爆破英雄”荣誉称号。在姜利民留下的遗物中，除了一些个人物品外，还有一台“海鸥牌”照相机和三个胶卷。这些胶卷是他托父亲姜永锡购买的，他的计划是在转业前给全连、全排拍照，以便留下这段宝贵的军旅回忆。然而，姜利民还没来得及将胶卷装进相机，部队便已经调往前线，他再也没有机会完成这个简单的愿望。 2014年9月30日，恰逢中国第一个法定“烈士纪念日”及建国65周年前夕，这一天广东知名侨资企业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党支部与广州市双拥工作促进会联合组织前往广州市越秀区，走访慰问革命烈属，并送去关怀与问候。慰问组的第一站便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等功臣、“爆破英雄”姜利民烈士的父母——姜永锡和鲍庚芝，向这对英雄父母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在战斗中，有不少英勇的“高干子弟”为了国家的安全，毅然投入战斗并为国捐躯。云南省保山军分区副司令员刘斌全家六口人都上了前线，两个儿子先后阵亡，女婿身负重伤，整个家族都为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60师师长张志信也把自己的独生子张力安排到尖刀连担任侦察排副排长，得知儿子阵亡后，他沉默了几分钟，立即投入指挥作战，他的故事成为了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素材； 在临终时，张力对战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请转告我的爸爸，儿子没给他丢脸。”当张志信听到儿子的牺牲时，他强忍悲痛，心中始终认为儿子是英雄。在为儿子办理后事时，张志信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将儿子安葬在烈士陵园，与其他牺牲的英雄并肩。 41军在艰苦的穿插作战中也有三位“高干子弟”成为烈士，他们分别是41军副军长毛余的独生子毛晓东、副参谋长曲奎之子曲宁江、121师政委周开源之子周伟。曲宁江和周伟在19岁时就英勇牺牲，他们临阵参军，为国家贡献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