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孙良诚任命张维玺为伪干训团团长，张维玺的父亲气愤地说：“你怎么能当汉奸，马上去找孙良诚辞职，我不怕日本人整死我。“ 张维玺的父亲、妻子被日本宪兵抓捕后，张维玺潜入开封请伪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孙良诚保释家人，因为两人当年是西北军的同僚，同为十三太保。不料，孙良诚在保释了张维玺家人的同时，却将张维玺扣在开封，强迫他担任伪职。 伪干训团的前身是伪第二方面军干部训练班，同时，张维玺的父亲、妻子也安排住在干训团，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软禁。 张维玺在干训团对父亲张安然讲了冯玉祥等人给自己谋划的脱身办法，张安然沉思良久说道：“我这么大年纪了，你不必再操心，现在咱们是在日伪的眼皮底下，日本特务很多，想跑出去不容易，你派人去天津叫维清、维衡、维藩他们都来开封，一块儿商量一下。” 3月中旬，张维玺在天津和郏县的家人都来到开封，此时家庭的主要成员聚在一起，悲喜交加，在见到张安然身体非常虚弱，大家十分痛心，当知道张维玺担任伪职后又很气愤，纷纷进行指责，大家表示决不能忘记老家被日本兵烧光、抢光的深仇大恨，宁肯被日本兵抓起来，也不能给张家人扣上汉奸帽子。 张维玺听后，低头沉默不语，张安然见状，让大家安下心来，并说事已至此，不要多加责备，还是考虑以后怎么办。又说，自己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不想也不能到处乱跑了，就是死在这里也不怕日本人再来折磨。 最后大家商量决定，为了避免日本人怀疑，同时解决天津众多家口的生活问题，将他们迁来开封居住，大家照料好张安然的身体和安全。 张维玺在开封租下位于后保定巷的一处住房，派人去天津将兄弟的眷属迁来开封，并在生活上作了妥善安排。 接着，张维玺决定找机会回天津，然后托病在家休养，寻找机会逃往重庆。在张维玺提出去天津处理家务事后，经日本顾问许可，张维玺和妻子王仲瑛来到天津。 自1936年张维玺离开天津，到这次前来已达七年之久，回到家中见到儿女们都长大了，他倍感亲切和欣慰，不过看到家里凌乱的样子，又很惭愧和伤心。 张维玺回天津后，在津的亲友们不断前来看望，当听到张维玺担任伪职后，都表示不满，责备他走错了路，会被后人唾骂，张维玺内心十分苦恼。张维玺的盟兄许骧云和妻子刘月英也从北京来到天津，张维玺将近年发生的事情对他们讲了一遍，最后说自己很想离开天津返回重庆。 刘月英说：“如果你要离开天津，可以把房子卖掉，仲瑛和孩子们搬到北京去住，你放心，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没问题。” 许骧云许思忖片刻，说：“现在日本人正在发起强化治安运动，各地都在实行‘治安肃正’，到处抓人，局势很紧，尤其你是被日本人逼回来的，早就在日本特务监视之下，没有安全可靠的路子，很难逃出去，弄不好惹祸上身，还要连累家人，再者，你爹已年过八旬，那么大年纪了，你应该克尽孝道，服伺他老人家安度晚年，我看你还是辞职不干了吧！另外找个事情做，重新把家整顿好。” 4月中旬， 张维玺给开封的孙良诚发去电报，称自己又犯心脏病，医生嘱咐应在天津休养，待康复后再回开封。 有一天，张维玺去找李幼堂（天津的医生，暗中为重庆做事）将李炘（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处少将处长）写的信交给他，李幼堂看过信后，说：“目前外面的风声很紧，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对码头出入的人和货物检查得很严。我曾经结识的天津西头青帮头子刘广海，因与另一派青帮头子袁文会势不两立，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袁文会串通日本宪兵队，将刘广海逮捕，后来刘越狱逃到上海，现避居香港，已经联系不上了。我现在认识的另一派青帮头目叫王大同，是山东沂县兰陵镇人，在天津也很有名气，手眼通天，从他的收徒登记册来看许多军政界人物都在他的收徒名册之内，但我和他的交情不深，需要找熟人进一步拉关系。” 张维玺问：“从天津到上海后，怎么去香港？” 李幼堂说：“从天津码头去上海，这一路我保你平安，但上海码头的日本特务多，查得严，除非打通海关内部人员或仰仗有势力的帮会，才能顺利过关，我已很久没去上海拜访那里的青帮朋友们，没有他们带路，偷渡去香港很困难，也很危险， 我设法先打探一下，没有十足把握，不要去冒险。” 接着，张维玺向李幼堂介绍了开封的情况和打算，李幼堂听后认为，张父年老体弱，不能再折腾了，生活需要安定下来，张维玺应该照料好老人，别让老人家再遭罪。 5月中旬，张维玺的外甥苗秀升从开封来告诉张维玺，搬去开封的家人都生活得很好，只是张安然经常闹嗓子痛影响饮食，身体日渐消瘦。 张维玺听后，对父亲的健康状况十分担心，苗秀升说：“日前孙良诚访问日本归来 4月27日，伪陆军部长叶蓬任“军事视察团”团长，孙良诚任副团长率团去日本访问），让我代他向您问候，希望您早日康复，返回绥署议事。” 在孙良诚的连番催促下，张维玺不得不返回开封，加之他的父亲张安然身体很差，需要照顾，导致张维玺逃离敌占区的计划，一直难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