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孙良诚接到日军命令，让他率三万伪军从河南移防苏北。孙良诚的副司令张维玺拒绝前往，说：“你对鬼子唯命是从，可是我没忘自己是中国人，你要当汉奸，别总拉着我垫背。” 9月末的一天夜晚，干训团（张维玺兼任团长）的一个库房突然起火，当晚风很大，火借风势熊熊燃起，并迅速蔓延开来，顷刻间整个仓库被大火吞噬，张维玺带领干训团学员进行扑救，大约经过一个多小时才将火熄灭，经检查发现，除了库存的一些物资被烧毁外，还有十余箱绥署封存的档案文件、军用地图等重要资料也被烧成灰烬。 这次火灾惊动了日本军方，立即派出宪兵队封锁了干训团，经过现场勘查，日本人怀疑有人盗窃军用物资和文件后，故意纵火消灭痕迹，日本宪兵首先把仓库管理员关押起来，并对其他人员逐个进行盘问。 张维玺则也被“请”到日军司令部问话，井福（孙良诚的日本顾问）对干训团发生火灾十分恼火，认为仓库起火原因是消防措施不力，管理不严造成的，他朝着张维玺叫嚷：“干训团‘火灾事件’一定是暗藏的抗日分子蓄意制造的，要彻底清查，必须把所有人员扣押起来进行审讯。” 在不久之前，军统潜伏人员曾提醒张维玺：“干训团里的郭教官是日本特务，军统的人已经把他盯住了，如果出了什么事日本人来查，你要挡回去。” 此后，干训团接连发生郭教官失踪，汽油、枪械被盗，以及在干训团附近，井福险遭车祸，夜间日军巡逻队遭袭死亡一人，干训团墙上发现抗日标语等事件，井福非常气愤，怀疑干训团内有抗日分子，亲自带人来调查多次均无结果。 这次“火灾事件”，张维玺见井福又起疑心，反问道：“宪兵队在干训团检查了好几遍，对每个学员也都进行了盘问，没有找出任何证据，凭什么说干训团藏有抗日分子？干训团的库房年久失修，当天晚上的大风把电线刮断引起火灾，这是天灾。” 井福坚持要扣人，张维玺说：“第二方面军现已调驻苏北，不属于华北军部管辖，你无权把人扣在开封，一切事务应交由扬州绥署处理。” 井福无言以对，说要去向上级请示，让张维玺在此等候，张维玺等了半个多小时不见人影，心里很焦燥，此时，日本翻译官端来茶水，张维玺喝了一杯，稍解口中干渴，又等了一会儿，井福回来传达军部命令：限干训团三日内撤离开封。 张维玺说：“我父亲去世不久，家里的丧事没办完，不能离开开封，而且我又犯心脏病，已向总司令提出辞职，干训团搬迁的事情，请井福先生交李参议办理。” 井福用强硬的口气说：“军部的限令时间紧迫，张副司令回去速令干训团全体人员整装待发，必须按时撤离。” 随即，井福命卫兵将张维玺“送”回干训团。次日，井福带着警卫队进入干训团，布置岗哨巡逻，戒备森严。 张维玺自回到干训团后，感觉有些发烧头痛及腹泻，井福派人请来日本医官片桐济三郎检查后打了一针，张维玺觉得好些，井福要求片桐济三郎留下担任张维玺的护理医生随团出发。 几天后，张维玺在警卫队的“护送”下带领干训团离开开封，经南京、镇江、扬州，于10月8日抵达泰州，张维玺住在泰州西山白云寺，干训团学员驻进白云寺旁边的一个中学。 张维玺连日来一直感觉身体不适，发烧咳嗽，到泰州后即病倒在床，片桐济三郎过来医治，诊断为患重感冒，给张维玺服药后，建议多喝水须要休息。 12日下午，张维玺服药后身躯出现红疹、呕吐、感觉胸痛，四肢无力，副官王秋云准备将张维玺送往泰州的医院诊治，但片桐济三郎坚称，这是药物反应，服药一天后，病情即可好转，接着又给张维玺打了一针，嘱咐病人要卧床静养。 当晚8时，张维玺的精神特别好，对王秋云谈起许多往事，当提到日军烧老家、抓人，胁迫自己当汉奸之事，气得发抖，呼吸变得急促，王秋云赶忙进行劝慰，并说要给天津写封信，告诉泰州的情况，劝张维玺放下心，睡好觉，养好身体。 王秋云回到房间写完信后，去张维玺的房间查看，进屋后见张维玺身上被子滑落地上，赶快上前捡起，突然看到张维玺的脸色发青，表情十分痛苦，王秋云见状慌忙伸手试探，发现张维玺维玺没有了呼吸，顿时大惊失色，十万火急地向医院求救，福音医院贝利斯院长带着两名医生匆匆赶来，但张维玺终因抢救无效死去。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张维玺背负沉重的包袱和压力，身处险境，满怀仇恨与日伪周旋，不顾个人安危，暗中支持抗日武装，不幸于1944年10月12日死去，终年55岁。 为了查明死因，医生要求查阅病历，不料片桐济三郎已离开泰州不知去向。贝利斯院长根据对死者的观察，询问其生前健康状况，怀疑张维玺感染特殊病菌毒素，因未得到及时治疗，并发病毒性心肌炎导致猝死，然而当时泰州地区尚未发现患有此种传染病的病例，病菌从何而来？如何侵入死者的身体？是否还有其他病因？都是疑问，只有对尸体进行解剖化验才能确认。 王秋云立即给天津张维玺的家人发去电报，电告张维玺去世的噩耗，以及医生提出的尸检建议。张维玺的王仲瑛妻子发来回报：不要打扰他，让他静静地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