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李士群的手下光天化日之下在租界绑架了军统上海区长王天木，将他押到76号特务机关，关了三个星期才释放，关押期间，王天木受到相当的礼遇。 然而，不久王天木就差点在军统同僚的子弹下丧命。他侥幸逃脱，愤愤不已，怀疑是“老板”戴笠下令除掉自己的。另一个军统人员给王天木看了所谓戴笠从重庆发来的下令处死王天木的电报，这更加深了王天木的疑心。他勃然大怒，大骂戴笠无仁无义，声称从此脱离军统。 王天木安然无恙地从被军统称为“阎王殿”的76号归来，这自然会影响到军统内部对他信任。 这正中李士群的下怀，他精心策划这个局面，迫使戴笠做出两难的选择。 在戴笠及军统骨干们看来，王天木滞留76号的经历确实存疑，为证明清白，王天木应该去刺杀头号大汉奸汪精卫。但汪精卫的住处戒备森严，刺客无从下手。 如果戴笠下令处死王天木，这就有损于他的形象。但是，当时王天木的同僚都怀疑确是戴笠下的命令。可见是戴笠先有负于王，其它军统人员也就认为王天木公开倒戈情有可原，王天木也是这样来为自己辩白的。 对于有变节疑点的手下戴笠在处置时还是相当谨慎的，这从他对王天木和陈明楚两个同时投敌的旧部的处理中可见一斑。与王天木不同，陈明楚投敌完全是出于自愿。 戴笠毫不含糊地下令处死陈明楚。1939年圣诞夜，3个军统特工在上海西区兆丰公园附近的夜总会与陈明楚搭话。 时值圣诞夜，一批汪伪的要员带了20个保镖在夜总会的酒吧舞厅里饮酒作乐，军统杀手向人群一阵扫射，陈明楚当场毙命，刺客乘混乱，跳上备好的汽车迅速逃逸。 王天木是否是这次刺杀的目标尚不清楚，军统杀手开枪时，他正巧离开舞厅。 陈明楚被杀后，李士群难免要对王天木有所怀疑，王天木被再次带到76号，详加审讯。但不久就被放出来继续为李士群效力。与此同时，作为对陈明楚之死的报复，76号在1939年圣诞日，将被他们关押的3名军统特务拖到大院里实施枪决。 在1939到1940年期间戴笠所处罚的军统叛徒中，陈明楚夜总会被杀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李士群引诱军统人员倒戈之时，戴笠也开始加紧严惩汉奸。刺杀事件引起报复，不久两个特务组织之间的争斗在上海越演愈烈。 1939年秋，李士群声称端掉了军统上海站。而军统方面也声称除掉了十多个傀儡特务机构中的要人。李士群的部下就将目标范围扩大，上海亲重庆的报纸编辑和记者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这些人被迫闭门关窗转入地下，以避免恐怖分子的攻击。与重庆有关联的银行收到了邮包炸弹和手榴弹。 一时间，流言大起，说什么日伪的特务机构有一张黑名单，上面包括100多名上海的教育工作者、作家、出版商、记者、金融家、企业家、法学家。这一时期，上海市民中不少头面人物在街头遭到伏击和枪杀，沪江大学的校长刘湛恩就是其中。 军统上海站的叛徒把该地区特工名录、地址和组织联络图都交给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特务一起紧急搜捕了军统13个办公点和藏身处。更有甚者，上海的军统叛徒陈明楚曾负责军统南京站的人事安排，他向日本提供的情报极为精确，涉及面也很广。 1939年8月12日，军统安庆站站长蔡胜楚在南京被捕，遭到严刑拷打。8月19日，军统南京站的办公点和藏身处遭到袭击。南京站副站长谭闻知被俘后投敌。 9月11日，军统在南京的秘密电台落到日伪手中。 王天木本就是军统的骨干，在特务处时期就是戴笠的得力干将，他的投敌，后果很严重。王天木在北京和天津有不少老关系，日本宪兵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在华北展开大搜捕。9月2日，军统在天津地区27岁的负责人曾澈在天津大街上被认出，随即被捕。次日上午，在租界巡捕的帮助下，日本宪兵袭击了军统在天津的办公点和藏身处，抓获了不少特工，其中有41岁的天津站负责人陈资一。曾、陈两人马上就被枪决了。 王天木在上海的叛变促使青岛站的军统头目赵刚义起而效尤。赵刚义曾在办理军统局务时在上海与王天木有过合作。 11月15日，赵刚义带领日本宪兵在青岛大肆搜捕。军统青岛站的代理站长交出了特工名单、地址和电台。 1939年11月24日，军统在北平的办公处和电台陷入日伪手中，副区长周世光被捕，随即遭到枪杀。 从北平地区办公处军统特务那里获得的情报使日本宪兵对张家口、察哈尔、绥远、丹东、内蒙等地进行了系统的搜捕，国民党在这些地区的情报员、电台等纷纷被毁。 到了1939年末，李士群宣称：他已经破坏了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和南京地区的全部军统组织，戴笠手下的人不是被他除掉，就是投到他的门下。 军统的主要人物如林之江(曾刺杀唐绍仪)、王天木(上海站站长)如今都听他的使唤。 李士群吹嘘76号不仅战胜了蓝衣社的军统特务，也打倒了CC系的中统特务。至此，以王天木投日引起的雪球效应几乎使军统在日伪主要盘踞的城市的情报体系毁灭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