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日

1957年1月1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

下午三时，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陈云作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各部门之间的比例究竟怎样平衡才恰当？重工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 轻工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怎样平衡才恰当？这个比例再搞五六年是不是能搞得出来？我希望缩短这个时间。建设这个过程，我希望缩短时间，并且不要付那样大的代价。苏联是付了很大代价的，竭泽而渔，搞了二十一年，钢从四百万吨只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我们是不是可以也在同样的时间，不采取那个竭泽而渔的办法，把我们的重工业建设得比它还多一点呢？苏联付出的代价相当大，人民束紧裤带。他们是有了重工业，丧失了人民。我们是不是可以又有重工业，又得了人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要靠 以后找出一条道路来。

有些东西现在不能定的，哪样东西多，哪样东西少？煤、电、油应该搞多少？轻工业究竟搞哪些东西？农业搞多大的规模，投多少资？这要过一个时期才能看得出来。现在脑筋里想的是主观安排，有很多东西可以断定是不合实际的。 但是，不合实际为什么要安排？你不安排不行。现在只好开工厂，究竟开得恰当不恰当，那要将来才能知道。保证必要的民生，无非是使轻工业发展起来，这是增加积累的道路。重工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问题，要重新研究，现在可不可以七比一？苏联是重工业九、轻工业一；我们是重工业八、轻工业一，准备七比一。就是说，在轻工业方面要多投点资，这样恐怕有利。去年四月，我们在这里谈过重、轻、农的比例问题。适当地（不是太多地）增加轻工业方面讷投资、农业方面的投资，从长远来看（五年、十年），既可以搞积累，又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反而对于重工业的发展有利。这样一来，就跟苏联走的那条路有点区别， 不完全抄它那条路。但是不能光讲，要在具体实行时，比如在物资分配和材料分配时，哪方面为第一，哪方面为第二，搞出一个界限来。现在，陈云同志搞出了一个界限。他说是先满足轻工业、农业最低限度的需要，第二才满足基本建设。没有这一条就 没有个界限。十二年以后，农业要有大发展，要由古代农业转为 近代农业。农业大量增产，生活是一定会改善的，是有希望的， 社会主义是一定会有优越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工业、交通为主。所谓工业，就是重工业。至于轻工业、农业，是“行有 余力，则以学文”。这是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后头实行的基本办法。现在要采用你（指陈云）讲的第二种方法，是先搞轻工业、农业，行有余力再搞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当然是最低限度的，必要的，重工业在投资里头总是居最大多数。即使搞到六比一，重工业、交通也是要占六，轻工业和农业占一。国防工业的投资和非国防工业的投资的比例，要重新考虑。国防工业是消费性的，你建立那么多，民用工业没有搞起来，将来真正打起仗来就不能打了。因为你没有经济基础，基本工业投资少，没有建立起来。经济基础行了，普通民用工业投资用的数字大了，即使国防工业用得少，打起仗来也有办法。它一变、一转，就是了。中国民用工业没有基础，三个五年计划恐怕是不够的，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就是说要二十年，至少十五年。二十年以后，我们的国防就有一点底子了。那时要打仗，我有了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工业基础，要造什么武器就容易了。

陈云作报告后，毛泽东讲话，着重讲思想动向问题。他说: 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上，主要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出来这么一股风。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去年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对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就要动摇。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这时候也反得积极。我看这种人缺乏道德，马克思主义也包括道德。台风年年都有的，国际上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的，要注意这个动向。

毛泽东批评了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 了，城市右了。他说：所谓农村政策“左”了，就是说农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政府对农民大力帮助， 比如修水利、发放农贷等。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不能说我们的农村政策“ 左”了。至于说城市政策右了，看起来也是有点像，把资本家包起来，还给他们定息。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出这样一点钱，就买了这么一个阶级，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了。全中国知识、文化、技术比较高的就是这个阶级。其办法，一个就是出钱买，我一买，政治资本就不在你的手里，而在我们手里；一个就是安排，使他有事做。所以，也不能说我们的城市政策右了。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要搞所谓大民主。我说对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这样一个偏向，叫做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就有问题了。田里头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