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大授衔时，少将段苏权突发脾气，竟当众将肩章扯下，并表示即使下葬也不穿军装！那么，他为何会有这样的举动？ 1955年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日子——授衔仪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军队将领们授予军衔，以表彰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的汗马功劳。 然而，就在这个庄严而隆重的时刻，一位身着戎装的将领却当众做出了一个令在场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举动。只见他站在主席台上，脸色阴沉，目光如炬，猛地一把扯下自己肩膀上的军衔，高声说道:＂即便是下葬，我也绝不穿军装！＂ 这位将领就是段苏权，一位曾经战功赫赫的红军老将。他的这番话语和行为，着实让周围的同僚们大吃一惊。有人惊诧地望向他，有人窃窃私语，议论纷纷，也有人劝他不要意气用事。 可是，段苏权却对此置若罔闻。他将手中的军衔狠狠地甩在地上，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授衔仪式现场，留下一片哗然。 原来，就在授衔前夕，段苏权才得知自己被授予的是少将军衔，而不是与他同期的战友们一样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为此感到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对自己多年战斗经历的一种忽视和侮辱。 尽管他的上级解释说，军衔的评定是国家多方面考量的结果，并不完全以资历论资排辈。可段苏权仍然难以接受，在他看来，自己为革命事业浴血奋战、九死一生，功劳绝不亚于任何人，却得到了一个不公正的评价。 这份愤怒，来自一颗对待革命事业矢志不渝、至诚至纯的赤子之心。它曾让段苏权为了理想抛家舍业、浴血疆场，也曾让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却依然坚守岗位。 1983年10月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军事学院政委的段苏权终于回到了他阔别近半个世纪的四川省秀山县。这片土地承载了他在49年前的战斗记忆，同时也是他蒙难之后获救的地方。对于段苏权来说，这次回访不仅仅是一场追溯历史的旅程，更是一种对救命恩人的感恩和敬意。然而，这份深深的牵挂并未如愿以偿，因为在那片大山深处，他始终未能找到当年的恩人，这让他在离开时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秀山县的山水在岁月的洗礼下变得陌生又熟悉。段苏权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走访了多处当年的战斗遗址和藏身过的山洞，试图寻找关于恩人的任何线索。然而，岁月的流逝让这些记忆变得模糊不清。49年前的那场动荡岁月，他只是一个满身血污的红军战士，被迫在山间辗转隐匿；而救下他的李木富一家，也是在那个危险的年代冒着生命危险伸出了援手。然而，当时的段苏权并未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也未暴露自己的身份。这种隐匿身份的谨慎出于革命者的安全考量，却在多年后增加了寻找恩人的难度。 他沿着当年的足迹一遍遍回想，但始终找不到与李木富相关的直接线索。随着时间的推进，他不得不结束这次追寻，匆匆返回北京。然而，这种遗憾和未竟的心愿，并未因为他的离开而结束。带着感慨与愧疚，他委托秀山县党史研究部门继续帮助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这一委托标志着他并未放弃，而是将这份感恩的希望留给了后人。 段苏权返京后，消息在秀山传开，引起了许多老百姓的关注。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经过深入走访和调查，终于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确认了救过段苏权性命的几位老人。其中包括86岁的李木富和94岁的苏仕华，然而李木富的爱人杨桂花已因病去世，这无疑为段苏权的遗憾增添了一层哀伤。尽管未能亲自面对面致谢，但当秀山县党史研究室将几位恩人的照片寄到北京时，段苏权的情感瞬间爆发。他眼含热泪，久久注视着这些模糊却饱含深情的面孔，那些曾在艰难岁月中将他从死亡边缘拉回的恩人，终于有了具象的影像。 面对这些照片，段苏权立即提笔致信中共秀山县委。在信中，他深情表达了对李木富等老人的敬意和感激，称他们是“无愧于红军的亲人”，值得新社会的尊敬和爱戴。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情感的流露，更是对历史中无名英雄的肯定和表彰。这些人不仅救过他，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人民对红军的支持与信赖，是革命斗争中的坚实后盾。 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段苏权多次寄款资助几位老人。在当时，这种经济上的支持对于生活在偏远山区的老百姓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尤其是一次性寄给李木富的1000元，更展现了他对这位恩人深沉的感激。钱款并不能弥补49年的迟到致谢，但却是他所能表达的最直接的心意。 1984年4月，秀山县委和县政府为了表彰李木富的无私之举，特意赠送了一块写有“红军的亲人”的匾额，并带去了段苏权的问候和捐款。这不仅仅是对李木富一家人的认可，更是对整个革命年代中像他们一样默默付出的人们的致敬。那块匾额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承载着段苏权与李木富之间穿越时空的革命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