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2日，曾国藩胞弟曾国潢的曾孙女曾昭燏，登上了南京灵谷寺，从66米高塔一跃而下，事后，人们在她的大衣口袋发现一张字条，上面留有短短8个字。 1964年12月22日，寒冬时节，南京灵谷寺内却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一辆救护车停在了高达66米的灵谷塔下，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惊慌失措的群众。 人们簇拥在一具女尸旁，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名衣着考究的中年女性，是从塔顶一跃而下，当场身亡的。 令人惋惜的是，这位女性竟然就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女士。曾昭燏的祖父曾国潢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胞弟，其家世显赫。她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在考古界成就斐然，曾主持多项重大考古工程，为中国文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不料天妒英才，曾昭燏的人生却戛然而止。 可悲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昭燏的家庭出身，成为了她的原罪。因为哥哥被划为右派，曾昭燏也受到牵连，备受打击和批判。这位曾经的考古界明星，一夕之间沦为了众矢之的。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曾昭燏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创伤。即便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喜讯传来，也无法挽回曾昭燏的悲观绝望。 1964年12月，在人生最低谷的曾昭燏，做出了那个惊世骇俗的决定。登上南京灵谷寺的高塔，她纵身跃下，以一种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44年的传奇人生。 悲剧发生后，人们从曾昭燏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字条。纸条上只有短短八个字:＂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曾昭燏，这位杰出的中国考古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动荡岁月中，展现了非凡的学术才能和坚定的爱国精神。1939年初，她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专门设计委员，肩负起推动中国西南地区考古研究的重要任务。这一时期，曾昭燏奔波于四川、云南等地，投入到一系列考古调查、发掘和文物征集工作中，奠定了她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崇高地位。 在1939年3月至1940年9月期间，曾昭燏主持了包括马龙遗址、佛顶甲乙二遗址、龙泉遗址在内的五个重要考古点的发掘工作。这些遗址的发现不仅丰富了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资料，也为研究当地古代文明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通过系统的发掘和细致的整理，曾昭燏及其团队获得了大量文物资料，这些发现展示了云南地区独特的文化特征，与中原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一时期，曾昭燏大胆引入了外国先进的考古技术和科学方法，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她所领导的“锄头考古”活动，是中国考古学首次系统应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大规模发掘的尝试。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发掘的效率和准确性，也为后来的考古研究树立了新的标准。 通过对出土文物的详细分析和研究，曾昭燏等学者确认云南地区存在一种与中原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因而命名为“苍河文化”。这一命名不仅反映了该地区独特的文化面貌，也彰显了曾昭燏在考古学理论创新方面的卓越贡献。 1940年6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至四川李庄镇，曾昭燏继续其在西南地区的考古研究工作。她与吴金鼎等专家合作，主持了四川彭山县东汉崖墓的发掘。这一项目不仅揭示了东汉时期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还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陶俑，展示了汉代服饰的细节。这些发现为研究汉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曾昭燏基于此撰写了《以彭山陶俑中所见汉服饰》的学术论文，深入探讨了汉代服饰的演变与特色。 在此期间，曾昭燏还对川康地区的民族进行了广泛的考察，撰写了约百万字的考察报告。这些报告不仅记录了当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点，也为理解中国西南地区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她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当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奠定了基础。 1942年，曾昭燏与吴金鼎合编的《云南苍洱考古报告》，成为研究云南地方史的重要文献。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苍洱地区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揭示了该地区古代文明的发展轨迹和文化特征。通过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曾昭燏为云南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物基础，推动了中国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除了考古发掘和研究，曾昭燏还积极筹办了远古旧石器考古展览会，向公众展示了中国古代人类活动的痕迹。这一展览不仅提升了公众对考古学的兴趣和认知，也增强了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她还与他人合撰了《博物馆》一书，系统介绍了博物馆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操作规范。这本书成为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为后来的博物馆建设和管理提供了重要指导。 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昭燏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返南京，继续在战时文物清理委员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和伪文物统一分配委员会等机构中工作。她作为联合国博物馆协会的九个中国会员之一，积极参与国际博物馆事务，推动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在此期间，她组织了多次汉代文物展览和院藏青铜器展览，展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提升了国内外对中国博物馆工作的认知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