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雍正帝驾崩，李卫知道自己的下场不会很好，于是哭晕在棺椁之前，乾隆仿佛看明白了他的心思，既赏赐珍珠，又册封其功名，此时，被安抚的李卫还不知道自己的新主子有多么的“坑爹”，否则恐怕会哭死在灵堂里。 清朝官场上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叫李卫，出生于江苏徐州一个普通人家。与其他靠科举入仕的官员不同，李卫是通过＂纳捐＂的方式当上了官，这在当时的官场中并不少见。 自幼习武的李卫并非纨绔子弟，他有着自己的抱负和志向。在当时的官场环境下，这种通过捐纳方式入仕的官员往往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获得认可。 康熙末年，朝廷内部因皇位继承问题暗潮涌动，官场风气日趋败坏。当雍正即位后，他迫切需要一批能够为他所用的干练官员，而36岁的李卫恰好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中。 雍正有着独特的用人标准，他提出＂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用人原则。在他看来，一个官员的能力和办事效率远比出身重要，而李卫的表现恰恰符合了这一标准。 被任命为云南盐驿道后，李卫展现出了惊人的能力。当时的云南盐政腐败严重，前任盐道沈元佐亏空十一万九千余两，原巡抚甘国壁也私自挪用盐课。 李卫上任后立即开展整顿工作，短短半年时间就将亏空转为盈余三万余两。这一成就让雍正看到了他的能力，皇帝甚至给予他充分授权：＂一切放胆去做，自有朕做主。＂ 在云南期间，李卫还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将原来销售的黑盐改为在昆明重点销售，同时调整了大姚、广通等地的食盐供应方式，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课额收入。 这些改革成果为李卫赢得了更多的信任，雍正将他调任浙江巡抚。浙江作为清朝的重要财富区和海上门户，治理难度远超云南。 在浙江，李卫依然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一方面整顿漕运秩序，规范漕帮管理；另一方面严厉打击私盐贸易，使得＂食官盐者多，食私盐者少＂的局面得以形成。 在清代官场中，李卫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与同僚的关系十分紧张，尤其是与雍正朝的两位重臣田文镜、鄂尔泰之间的矛盾更是众所周知。 这种紧张关系源于李卫的为政风格。他做事不讲人情，只讲规矩，这种作风在当时的官场中显得格格不入。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与田文镜之间的冲突。田文镜曾经弹劾过李卫，此后想要修复关系，特意在李卫母亲去世时派人带着重礼前去吊唁。 然而李卫的反应却十分激烈，他不仅将田文镜的使者推出门外，还将写有田文镜名字的纸张丢到了厕所。这种行为充分展现了他不愿与人妥协的性格。 但在对待皇权的态度上，李卫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面。他对雍正皇帝表现出了极度的忠诚，这种忠诚不仅体现在工作中，也体现在私人生活中。 雍正六年发生的一件事特别能说明问题。当时李卫的堂弟违法犯罪，李卫得知后立即将其关押两年，这种不徇私情的做法让雍正十分赞赏。 在政务处理上，李卫总能准确把握朝廷的施政方向。当雍正面临吏治败坏的困境时，李卫的强硬作风恰好符合了皇帝的需求。 他在云南和浙江任职期间，多次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整顿地方官场，虽然得罪了不少人，但却赢得了雍正的信任。 这种对皇权的效忠也体现在他的政绩上。在处理盐政、漕运等重大事务时，李卫始终以维护皇权为首要任务。 他在浙江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严格控制的漕帮势力，以及对海岛的开发管理，都显示出他善于将皇帝的意志转化为具体的施政措施。 李卫的政治智慧还体现在他懂得＂什么时候该办什么事＂。当雍正需要整顿吏治时，他就强力推行改革；当需要稳定地方时，他又能妥善处理各方关系。 在处理地方事务时，李卫也展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术。他一方面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又注重民生改善，这使他在浙江等地获得了不错的民间口碑。 1735年，雍正帝突然驾崩的消息震动朝野。在灵堂上，李卫表现出了极度的悲痛，当场昏厥在雍正帝的棺椁之前。 对于这位雍正朝的重臣来说，皇帝的离世意味着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李卫在雍正朝积累的政治资本，是否能在新朝延续下去成为一个未知数。 面对这种情况，新即位的乾隆帝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措施。他不仅赏赐李卫珍珠，还确认了其功名和地位。 在乾隆即位初期，他对待雍正朝的老臣采取了渐进式的调整策略。一方面给予表面的尊重，另一方面暗中布局，逐步削弱这些权臣的影响力。 这种政治手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新皇帝往往需要通过稳妥的方式来消化前朝的政治遗产，而不是采取激进的清洗手段。 对于李卫这样的雍正亲信来说，乾隆初期的温和态度无疑是一个误导。他们误以为新朝会延续雍正时期的政治路线。 在随后的政治调整中，乾隆逐步开始了对雍正朝权臣的制衡。他通过各种方式削减这些人的权力，同时培养自己的亲信班底。 对于李卫来说，乾隆初期的赏赐和安抚只是政治过渡期的权宜之计。新皇帝最终会按照自己的意志重组朝廷权力结构。 乾隆对雍正朝权臣的处理手法，展现出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他既避免了剧烈动荡，又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