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毛人凤偷偷给刘从文一包毒药，嘱咐他在毛主席饭菜里投毒。刘从文是国民党安插在我军的内部眼线，又是司务长，下手比较容易。但刘从文拿到毒药后，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 1948年，中国正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时期。解放区不断扩大，国民党统治区节节败退，面对这种不利的局势，国民党决定加强特务工作，试图从内部瓦解共产党的力量。 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主要由军统、中统和保密局三大机构构成。在长期的反共斗争中，这三大特务机构互相配合，在解放区内部发展特务和暗探，企图打击共产党的军事力量。 国民党特务总部设在南京，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众多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不仅负责搜集情报，还承担着策反、暗杀等特殊任务，其中以保密局最为活跃。 1946年，蒋介石任命毛人凤为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上任后，立即着手扩充特务队伍，调整工作重点，将打击共产党放在首位。 保密局在毛人凤的领导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募特务。他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发展特务：一是从社会上物色合适人选，二是从解放区策反可利用的对象。 为了扩大特务网络，保密局采取了多种手段。他们一方面许以高官厚禄，一方面采用威逼利诱，甚至不惜重金收买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 毛人凤特别重视在解放区建立特务网络。他认为只有打入解放区内部，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才能实施破坏活动。 保密局的特务们经常采用化装潜入的方式打入解放区。有的假扮商人，有的装作难民，还有的直接参军，混入八路军队伍。 为了隐蔽身份，这些特务通常会经过专门训练。他们不仅要学会使用特殊的联络方式，还要熟悉解放区的各种政策和制度。 据统计，到1948年初，保密局在华北解放区就发展了数百名特务。这些特务大多隐藏在基层组织中，有的甚至混入了重要岗位。 保密局的这些特务除了搜集情报外，还承担着破坏任务。他们的手段包括暗杀、投毒、纵火等，其目的就是要破坏解放区的稳定。 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保密局加大了对解放区的渗透力度。他们一方面继续发展新的特务，一方面加紧对已有特务网络的利用。 刘从文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一个贫农家庭。1939年，他参加了八路军，成为一名普通战士。 在部队里，刘从文表现得非常积极，经常主动承担各种工作任务。他做事认真细致，为人看起来也比较老实，很快就得到了上级的信任。 由于表现出色，刘从文被调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机关工作。在这里，他负责管理军区首长的伙食供应，担任了机关小食堂的司务长。 司务长这个职务看似普通，实际上却是一个重要岗位。因为他要负责军区首长的日常饮食，还要采购和管理食堂的物资。 然而这个看似忠厚的司务长，却在一次外出采购物资时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特务们发现他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 保密局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策反刘从文。他们先是用金钱诱惑，给他许诺高额报酬。 在金钱诱惑的基础上，特务组织还给刘从文画了一张大饼。他们承诺只要立功就能获得高官厚禄，还给他安排了上尉的军衔。 1948年春，当特务组织得知毛主席即将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刘从文密切注意。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保密局通过秘密渠道，给刘从文送来了一包毒药。他们要求他寻找机会在毛主席的饭菜中下毒。 这对刘从文来说是一个难得的＂立功＂机会。因为他负责管理食堂，接触饭菜是很自然的事情。 聂荣臻司令员作为晋察冀军区的最高负责人，始终将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放在首位。他制定了一系列严密的安全措施，特别是在饮食安全方面。 在得知毛主席即将到达的消息后，聂荣臻立即对现有的安保措施进行了全面升级。他专门调来了一批经验丰富、政治可靠的警卫人员。 食品安全管理是整个安保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聂荣臻改变了原有的供膳制度，专门指定了新的炊事员负责毛主席的饮食。 这种严格的管理制度，让刘从文完全失去了接触毛主席饭菜的机会。他根本无法实施投毒计划。 面对这种情况，刘从文只能另想办法。他找到了同样潜伏在军区的特务孟建德商量对策。 两人经过商议，决定采取另一种方式来达到目的。他们准备将毛主席的具体住址报告给特务组织。 刘从文和孟建德利用秘密电台，向保密局发送了详细的情报。他们报告了毛主席的住所位置，以及周边的地形地貌。 1948年5月18日早晨，国民党派出的飞机抵达城南庄上空。这些飞机分两批行动，先是侦察，后是轰炸。 由于警卫部队的及时预警，以及防护措施得当，这次轰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安全撤离到了防空洞。 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侦破工作进展并不顺利。直到保定和大同相继解放后，调查人员才在敌人遗留的档案中发现了重要线索。 这些档案记录了刘从文和孟建德的通敌证据。其中包括他们发送的电报内容，以及与特务组织的联系记录。 1950年9月，两名叛徒最终落入法网。他们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