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 子 珍病逝，给她送行的人群中，有一个男子不停地大声哭喊着四个字，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毛岸成。 1935年2月，毛岸成出生于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背景之中。不幸的是，他的父亲毛泽覃在同年4月便因战争牺牲，留下了刚出生的婴儿和其母亲贺怡。 面对丧夫之痛和政治形势的恶化，贺怡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和危险。身为革命者的妻子，她时刻面临着被国民党追捕的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贺怡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毛岸成托付给远亲贺调元照顾，以保证儿子的安全。毛岸成被送往永新县花汀村的贺调元家中，从此与生母分离。为了进一步保护孩子，贺调元为毛岸成取了新的名字“贺麓成”，意在隐匿其真实身份，使之免遭搜查。 毛岸成的童年在贺调元家中度过，尽管与生母相隔甚远，但他得到了贺家人的悉心照顾。他在这里顺利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展现出了过人的聪明才智。贺调元夫妇对他的关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使得毛岸成在物质和情感上都没有感受到明显的缺失。 然而，毛岸成的母亲贺怡的处境却极为艰难。在将儿子送走后，贺怡继续她的地下工作，秘密为共产党工作，传递情报。尽管数次路过永新县，却因为毛岸成的安全，她始终忍住了去见他的冲动。 1945年，贺怡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为了保守秘密，她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吞下金戒指试图自尽。由于戒指的重量不足，未能立即丧命，她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 最终，得益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交涉，包括周恩来的努力，贺怡被交换出狱。出狱后，她被迅速送往延安接受医治，不得不切除了部分胃部才得以保住性命。 新中国成立之后，贺怡终于得以安全地回到永新村，第一次面对面地见到了自己的儿子。毛岸成在贺调元的帮助下才逐渐了解了自己父母的牺牲与奉献。母子俩的重逢在全村人的见证下完成，之后毛岸成随母亲回到吉安生活，尝试弥补多年的亲情缺失。 然而，命运似乎并未给他们太多宽容的时间。1949年11月，母子俩出门时遭遇了严重的车祸。在那一刻，贺怡本能地保护着毛岸成，用自己的身体护他于车下。这次事故让毛岸成侥幸生还，但贺怡却因此离世。 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深深打击了毛岸成，他的生活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贺怡的姐姐贺子珍得知妹妹的不幸后，决定将毛岸成接到自己身边抚养。 搬至上海后，贺子珍安排他继续在当地的一所中学就读，以期他能适应新环境，并继续他的学业。然而，由于教育背景和城乡之间的差异，毛岸成在选择年级时过高估计了自己，选择了高二年级。 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跟不上课程进度，这在当时很多军人子弟中并不罕见，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选择了放弃学业，转而跟随父辈的脚步进入军队。 毛岸成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贺子珍早就告诫他，要自立更生，不依靠家族的荣耀，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科技知识。 毛岸成深知姨妈的期望，决定遵从她的建议。他的初来乍到还伴随着腿部疼痛的加剧，贺子珍便带他前往医院进行了详细的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腿部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在手术及其后的康复期间，贺子珍始终陪伴在侧，精心照料。 手术后，毛岸成的病痛得到了缓解，这让他能够更好地专注于学习。他的努力没有白费，经过不懈的奋斗，他不仅赶上了同学们的学习进度，还在班级中名列前茅。他的成绩得到了师生的认可和赞赏。 1952年，毛岸成的学业成绩使他顺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力系。大学毕业后，他通过激烈的竞争，被选为留苏研究生，并在北京进行了一年的俄语进修。尽管中苏关系后来发生了变化，影响了他的留学计划，但他仍被派往国内的第五研究院工作，继续在技术领域发挥才华。 毛岸成在研究所中的身份相当低调，他在单位的档案中，父母栏永远填写“亡故”。同事和朋友们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尽管如此，他与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保持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家族关系维系的。当李敏结婚时，毛主席曾建议邀请毛岸成参加，但由于其参与的研究保密性要求极高，李敏未能成功联系到他。 直到毛主席去世，毛岸成才被人们知晓是毛主席的侄子。在守灵名单被拟定时，是李敏提醒了有关人员毛岸成的身份。 在毛主席逝世后，贺子珍的健康逐渐恶化。毛岸成虽然工作繁忙，但仍每周抽时间探望姨妈，陪她聊天，照料她的生活，直到1984年贺子珍去世。在处理完姨妈的后事之后，毛岸成回到了研究所，继续他的研究工作，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