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范纪曼被捕，不久被判死刑！行刑前一天晚上，他借口肚子疼，要上厕所，看守却叫住了他，说：＂早去早回！＂ 1947年，刚刚上任的国民党国防部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范纪曼，专门负责国际情报工作。实际上是一名隐藏在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早在1925年，年仅19岁的范纪曼就加入了共青团，随后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范纪曼以经营＂木简书屋＂作为掩护，这家不起眼的书店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的重要联络点。这个名字还别有深意，是他仿照鲁迅的＂三闲书屋＂而取的。 正是通过这样的掩护身份，范纪曼成功打入国民党军事机关内部。他利用黄埔军校校友的关系网，获得了陈诚的信任，顺利走上了这个重要岗位。 在担任少将专员期间，范纪曼获取了大量关键的军事情报。他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将从国防部和国民党政府获取的重要情报，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党组织。 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多次营救被捕的同志。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就曾经化装成国民党高级军官，成功营救出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抗日联军副总指挥杨树田。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范纪曼送出的情报越发重要。1948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打响后，他提供的敌军部署情报，为我军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9年初，当毛主席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时，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很多人都听不到这个声音。范纪曼主动请缨，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成功翻印了80份新年献词，并安全送到了指定地点。 1949年，上海局势日益紧张，国民党特务部门开始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就在这个时候，一份意外的供词，彻底打破了范纪曼在敌人内部的伪装。 这一切要从中共情报员沈寒涛的被捕说起。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沈寒涛招供了范纪曼的真实身份。一本范纪曼曾经赠送给他的书，成为了特务们的重要证据。 国民党特务部门立即对范纪曼展开了秘密调查。他们发现这位表面上忠心耿耿的少将专员，竟然常常出入一些可疑的场所，还与多个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有密切往来。 特务们很快便制定了抓捕计划。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里，范纪曼被秘密逮捕。与此同时，特务们对他的住所和办公室进行了彻底搜查。 在审讯室里，敌人轮番审问，试图从他口中获取党组织的秘密。但范纪曼始终坚守党的机密，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敌人始终无法获取更多信息。最终，国民党军事法庭对范纪曼做出了死刑判决，准备择日执行。 范纪曼被关押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但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仔细观察了监狱的环境，发现狱警经常在深夜值班时打瞌睡。 经过反复观察和思考，范纪曼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越狱计划。他注意到监狱的后墙有一段矮一些的竹篱笆，而且守卫力量相对薄弱。 行刑的前一天晚上，范纪曼向看守提出要上厕所。那个看守已经值班一整天，显得疲惫不堪，随口对他说了句＂早去早回＂。 从厕所出来后，范纪曼没有立即行动。他等待着夜色更深，狱警更加疲惫的时刻。在这段煎熬的等待时间里，他不断回想着自己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 深夜时分，整个监狱陷入了沉寂。大多数狱警都在打瞌睡，他悄悄地从牢房里溜出来，借着月光的掩护，一步步向着那段矮墙摸去。 1949年4月11日凌晨，范纪曼成功翻越了监狱的竹篱笆。在翻越过程中，他的脸部被划伤，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继续逃亡的决心。 范纪曼没有回自己的住所，而是直接找到了民盟成员冯和法寻求帮助。在冯和法的掩护下，他成功避开了敌人的搜捕。 当看守所发现范纪曼逃脱后，立即拉响了警报。国民党当局调动了大量警力，在上海城内展开了地毯式搜索，却始终没能找到范纪曼的踪迹。 就这样，范纪曼在地下藏身一个多月。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范纪曼终于能够重见天日，正式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解放后，组织安排范纪曼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工作。他立即投入到新的工作中，继续为国家安全工作贡献力量。 1950年，已经逃往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头子陈恭澍还不死心，派出女特务企图策反范纪曼。面对诱惑，范纪曼立即向组织报告，并配合组织将这名女特务抓获。 然而，1955年，他因＂潘杨案＂受到牵连，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尽管遭受冤屈，范纪曼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 直到1975年，范纪曼刑满释放，终于在1984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他的案件进行了复查。 复查结果证实了范纪曼的清白。组织不仅为他恢复了党籍，还恢复了他的党龄，将他参加工作的时间从1926年开始计算。 平反后的范纪曼选择了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他在上海戏剧学院担任舞美系主任，深居简出，把大量时间用在读书和绘画上。 1990年，一部名为《老先锋队员的今天》的纪录片播出，让这位隐蔽战线的功臣终于走进了公众视野。同年12月6日，范纪曼在上海病逝，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