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奥斯威辛集中营，波兰女孩切斯拉瓦·克沃卡被杀害前，留下的一张照片，照片中她的嘴唇开裂，眼神是平静的绝望，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她的囚服非常的不合身，大了很多，扣子扣不上用别针别上的，显然它是上一任已经遇难的人留下来的。 二战爆发后，华沙被占领，安娜与同学们仍努力继续学习。 1942年，安娜被捕并关进帕维亚克监狱。 在监狱中，她遭受了严酷的审讯，目睹了两位女老师被迫害致死的惨状。 1942年，安娜被转移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编号24447，仅19岁的她在1943年被处死。 日记中，安娜对战争的憎恶和对知识的渴望显而易见。 即便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她的文字仍透露出对自由的向往。 战争结束后，安娜的父亲在家中厨房的木地板下偶然发现了这本日记。 读完女儿的记录后，他深感心痛。 他决心将这份记录公之于世。 1980年，波兰作家马耶夫斯基编辑并出版了这本日记，书名定为《安娜·玛丽亚》。 奥斯威辛集中营，始建于1940年，成为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建立的最大死亡工厂之一，约110万人在此被杀害。 切斯瓦瓦·科沃卡也是其中悲剧的象征。 这位年仅14岁的波兰女孩在1942年被纳粹运送至集中营。 她的死亡，至今没有详细记录。 她的到来引起了纳粹看守的注意，尤其是她的不懂德语和极其年轻的外貌。 根据战后幸存者的回忆，曾有一名女看守在她面前挥舞着棍棒，暴力地殴打这位无助的少女。 而周围的囚犯则无法出手相助。 此外还有一些被判定为“特别处理”的囚犯，通常会被送往20号楼或13号楼的死刑注射室。 纳粹医生并不会对这些囚犯进行详细的诊断，甚至连体温都不测量。 往往仅仅是让囚犯脱去衣服，有时，仅凭囚犯身上的伤痕或身体虚弱的迹象，他们便被判定无法继续工作。 进入20号楼的注射室后，囚犯们会被固定在一把特制的椅子。 两名囚犯护士将囚犯的双手按在椅子的扶手上，另一名护士则用毛巾蒙住囚犯的眼睛。 这时，纳粹医生会用一根超长针管将致命的苯酚溶液注入囚犯的心脏。 苯酚的剂量通常为10到12厘克，一旦注射完毕，受害者会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失去知觉并迅速死亡。 注射的责任通常由党卫军医官弗里德里希·恩特莱斯博士负责，他在短短几天内便能杀死超过三百名囚犯。 恩特莱斯并非唯一的执行者，克莱尔和舍尔拜等党卫军医生也频繁进行此类“治疗”，其中克莱尔尤为残忍。 克莱尔有时会亲自前往医院，挑选那些看似健康的囚犯，进行额外的处决。 他不满足于医生们原定的死刑名单，甚至会亲自审视病房中其他的囚犯。 在集中营内，每当夜幕降临，失去劳动能力的女囚便会被单独挑选出来。 她们刚一脱衣站定，刽子手便会用手枪在她们的后脑勺射击。 针对试图逃跑的囚犯或犯有重罪的囚犯，通常采取枪决或绞刑等手段。 特别是对于那些被判定为“极端危险”的囚犯，常常会被活活烧死。 一位捷克籍囚犯因向一名女性揭露毒气室的真相，未能救出她，反而自己被抛入了焚尸炉中。 还有一位波兰女囚，在未能成功自杀后，依旧被丢入火炉。 尽管有些囚犯被允许暂时活下去，充当劳工，每当有新的囚犯到达，纳粹医生便会对他们进行筛选。 年轻强壮的男女会被安排到劳动队伍中，而那些老弱病残、孕妇、儿童，则会直接送往毒气室。 在劳工营内，囚犯的处境并未因此改善，医生每月都会对劳工营进行检查，发现体力下降的，便会立即送入死亡队列。 即便被安排在劳工营中，许多人在经过几个月的超负荷劳动后，体力不支，也会被随时带走，送往毒气室或注射室。 1943年，法国女政治犯克勒德·瓦扬-古久里与230名其他法国妇女一道，被押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 初到集中营时，古久里与其他女性被剃光头发，身体上刺上编号，身无分文。 她们经历了强制的消毒、蒸汽浴和冷水澡。 住处简陋且肮脏，囚舍内没有床铺，仅有一块两米见方的硬板。 九名女性挤在这样的小屋内，每到黎明前，女看守便会用棒子将她们从铺板上打起，强迫她们参加早晨的点名。 即便有些女囚已经奄奄一息，也要被拖出房间。 女囚们主要从事清理废墟、修路等劳动，最为残酷的工作则是排干沼泽。 她们常常赤脚站在泥水中，不时会有人被陷入泥潭中。 12000名女囚只有一个供水龙头。 古久里还记得，一次清晨，整个集中营的女囚被叫醒，站在积雪覆盖的空地上，她们又饿又冷，在等待了数小时后，党卫军的命令下，囚犯们开始挨个穿过检查门。 苏联红军于1945年解放了这座集中营。 这一天后来被国际社会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