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若要精，人前听。” 谦虚向来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传承的传统美德，而陈奇涵将军便是这一美德的杰出践行者。
1955 年的授衔仪式上，中央军委交给陈奇涵一张申报军衔的表格，让他自己填。不假思索的他直接在名单上写下了 “中将” 二字。
这让一旁的人都疑惑不已，按照他过往的履历，就是授予上将也是绰绰有余的，为什么非要写个中将呢？那么，在授衔典礼上，陈奇涵最终被授予了什么军衔？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光辉耀眼的故事呢？
陈奇涵 1897 年出生在清朝末期，当时整个国家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在那样腐败不堪的社会环境下长大的他，立志一定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救国救民于水火当中。
幼年时，陈奇涵曾跟随前清武举人学习南拳，之后一直在学堂念书，毕业后便加入了赣军。
1924 年时，因对军阀混战的厌恶，陈奇涵果断的脱离了赣军，投身到广东的革命政府。紧接着，被分配到广东担任桂军军官学校的区队长等职位，当时有个军官听闻陈奇涵也是南拳出身立马来了兴趣，当即决定要与他过上几招，还美其名曰的称之为“以武会友”。
起初，陈奇涵并不想理会，谁知他竟到处传播陈奇涵胆小怕事，不敢与他一决高下，在其军校之中越传越离谱。为了尽快平息谣言，陈奇涵答应了这场 “约战”。一开始，他并未主动出击，只是躲避对方的招式，几个回合下来，陈奇涵发觉对方的弱点之后，上去就是一拳，直接将其打倒在地。
在场的学生和其他教官纷纷为陈奇涵振臂欢呼。自此以后，那位被打倒的桂系教官再也不敢对陈奇涵进行挑衅了。此后，陈奇涵便追随着孙中山先生的脚步，先后参与了北伐和镇压广州商团的叛乱。
1925 年，为了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陈奇涵加入了黄埔军校。在军校期间，他一心专注于学业，凭借出色的表现，先后被推选为政治队长以及学员队队长。
机缘巧合之下，陈奇涵逐渐结识了我党人士，其中就包括陈赓。也正是两人的这次相遇，才为后期的入党奠定了基础。后来，几人经常会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以及当下的形势探讨一番，陈奇涵向陈赓表明这才是他心中正确的方向。
当时，周总理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也曾和陈奇涵有过几次交谈，对他的想法欣赏有加，十分看好这个年轻人。
1925 年，经过陈赓的引荐，陈奇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让他的内心激动不已。后来，他在自传中曾写道：“加入共产党的决定，于我而言更像是人生当中的一次转折点，在这条革命道路上，他未曾有过半分的退缩之意。”
大约过了一年左右，国民党要求一些跨党人士必须做出最终抉择。陈奇涵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辞去了少校中队长的职务。在他看来，倘若与心中的革命道路相悖，即便职务再高，他也会放弃。
但是，蒋介石那边并不愿意放过这位难得的人才，在1927年的时候，多次写信劝他慎重考虑一下再决定。甚至还提出，可以让陈奇涵担任侍从室主任一职，要知道，此职位权力极大，相当于蒋介石的直接办事机构。
面对蒋介石抛出的极具诱惑力的条件，陈奇涵直接拒绝了。此次之后，他便扎根于战场，与我党的革命人士一起奋斗。
因当时形势需要，党组织准备发动赣南的群众并且在此建立中央的组织，需要人去赣南地区筹备工作。陈奇涵得知后当即报名。他本就是江西人，对周边地区非常熟悉，与当地居民沟通起来也比较容易。
党组织批准后，陈奇涵带领几名同志前往赣南地区开展组织工作。既然要发动群众队伍，首要任务就是让他们明白革命的意义。
有了想法后，陈奇涵立刻着手开展宣传革命思想的工作。他先是发布了一则日报，而后又亲自前往各个村庄，向村民们讲解党的革命思想，鼓励他们踊跃地参加到革命队伍当中。
经过陈奇涵数日的思想宣传，终于取得了成效，赣南一带的青年纷纷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
在赣南的工作基本完成后，按照组织的命令，陈奇涵又前往朱德同志的部下，与其他战士一起准备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后，陈奇涵与部队为了掩护主力军一同前往南丰驻防。在战斗过程中与大部队失联。他便带领着部队的其他人员重新返回家乡兴国，不仅重新召集了失散的党员，还恢复了被敌人摧毁的党组织。
不仅如此，他再次积极宣传党的革命思想，并组织起一支游击队，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彼时赣南起义正值火烈交锋时期，反动派得知陈奇涵不断组织游击队伍与他们对抗，勃然大怒，甚至扬言谁要是能活捉陈奇涵，就悬赏 5000 元。
当地村民深知陈奇涵的为人，处处掩护他，让反动派根本无从打听他的下落。反动派恼羞成怒，便将怨气全都发泄在了陈奇涵家人的身上，一把火烧了他家，还杀害了他的两个弟弟。
面对反动派的暴行，陈奇涵亲自指挥游击队的行动，为他们制定了 “打一枪，换个地方” 的策略，把国民党反动派耍得团团转。一无所获的反动派撑了一段时间后，只得含恨离开了。
随后，陈奇涵继续组织农民发动起义。在组织攻打兴国县城时，敌军迅速反击，导致农民武装不得不撤离。这次失败让陈奇涵反复思考，他认为获得胜利的办法最主要的还是要将队伍扩大，增加革命力量。
于是，他在农民武装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整改和扩增，经过改编后的农民武装队伍成功占据了兴国县。
在陈奇涵的带领下，队伍不断壮大。当时毛主席恰巧率领第四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来到了赣南地区。看到眼前的景象，毛主席对陈奇涵是赞不绝口，称他为 “赣南革命的一面旗帜”。
1930 年，陈奇涵先后担任红 4 军、红 3 军的参谋长，之后又前往江西军区以及东北地区担任参谋长，期间战功赫赫。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陈奇涵再次主动请缨奔赴战场。在组织的安排下，他指挥 5 个军团守卫陕甘宁地区。
虽然没能进入一线战场与敌人直接厮杀，但陈奇涵依旧尽心尽力，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陕北延安的周边地区就成了敌军的心腹大患，他们多次试图穿越黄河进犯延安。彼时的陈奇涵井然有序的安排兵力驻防的点位，为了防止日军想方设法的渡过黄河，进军延安地区。
他亲自率领部队守卫黄河西岸，不断加强黄河两岸的防御工事，一副随时准备展开阻击战的架势。有一次，陈奇涵拿着望远镜向黄河对岸眺望，突然发现日军乘坐着皮艇开始相继渡河。
陈奇涵沉着冷静地采用 “半渡而击” 的战术，将日军打了个猝不及防，彻底粉碎了他们渡河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击退日军渡河行动中，陈奇涵并不是单纯依靠黄河的地理优势。在实施 “半渡而击” 之前，他早就安排好了部队绕到日军的后方进行埋伏。当他下达攻击命令时，在日军后方的部队同时发起偷袭，如此一来，前后夹击，将日军包围起来。
另外，还能将敌军的供给直接切断，直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无可奈何的日军只能望着黄河发出叹息。此次击退日军后，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在黄河周围发起进攻。
据统计，陈奇涵阻挡日军进攻的次数高达几十次，而且他还经常派遣部队抵御土匪，保护百姓的安危。
同时，陈奇涵还会前往周边村庄对群众进行动员，向他们讲述抗日救国的必要性以及日军在我国的残暴行径，这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抗日决心。
陈奇涵在保卫陕甘宁地区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毛主席等人的称赞，他有勇有谋、能征善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领之才。
从土地革命到红军长征，再到全民抗日、解放战役，直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陈奇涵不仅是这些历史进程的见证者，更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奇涵担任了中南局的委员以及江西省的政协主席，1953 年又出任军事法院院长。
1955 年，考虑到陈奇涵的资历，中央军委让他亲自填写军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只填写了一个中将，由此可见他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品格。
毛主席看到后，不禁深叹了一口气，他深知陈奇涵所做出的贡献。于是，在中央军委的再次决议下，授予了陈奇涵上将的军衔。
1958 年，陈奇涵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勤勤恳恳的在岗位上为人民服务。在任期间，他要求每一个案件切莫做到认真、负责，审判程序缺一不可，军队当中的大多数案件都进行公开审判，将办案的质量和速度都提升了不少。
1981 年，陈奇涵病逝于北京。
“无能事，而能无事。” 陈奇涵用这七个字概括了自己几十年来的经历。他曾以诗言志：“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他的一生，正如他所言，始终贯穿了无私奉献这四个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