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李秀成部在菱湖遭清兵重创，尸横遍野，炎暑熏蒸之下，腥臭之气令人作呕。曾国潘为防止疾病传染，速令将尸体设法掩埋，或用旧船运载，抛尸于大江之中。 咸丰十一年夏，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部在浙江菱湖一带遭遇清军围剿。 这场战役中，太平军损失惨重，战后的情景令人不忍直视。 菱湖四周尸横遍野，血污浸染了整片土地。炎炎夏日下，战场上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腐臭气息，就连经验丰富的清军将士也难以忍受这般场景。 曾国藩接到前线战报后，立即意识到若不及时处理战场，必将引发瘟疫。他当即下令前线将士分头行动：一部分人负责在岸边挖掘深坑，将就近的尸体就地掩埋；另一部分人则征用当地渔民的旧船，将尸体运往江中抛弃。处理尸体的工作持续了整整三天，但战场上仍有大量残骸未及处理。 同治三年正月，湘军成功攻克钟山，彻底围困太平天国的核心城市天京。历经数月攻坚，湘军在7月攻破天京。此战的胜利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基本结束，清政府对长江流域的控制得以恢复。然而，这场战斗并非一帆风顺。太平军在洪秀全的号召下，集结了20万兵力与湘军展开对峙。从力量悬殊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太平军尽管被围困，但在危急时刻仍能召集如此大规模的援军，说明地方割据势力的强韧性。 天京陷落后，曾国藩被加封太子太保与一等侯爵，同时朝廷也允许裁撤湘军2.5万人。这一政策既是对胜利的奖赏，也反映了清廷对地方武装力量的警惕。湘军长期以来的高度自治和军事化管理对中央集权构成了潜在威胁，裁撤军队的决定既有节约财政开支的考量，也意在削弱曾国藩的军事实力。 天京攻陷后，太平天国虽然覆灭，但全国局势并未真正平定。同治四年初，捻军的流动作战模式成为清廷新的难题。捻军与湘军、淮军不同，他们缺乏固定据点，善于利用地形与地方支持，在华北平原上展开迅捷机动的游击战。为了应对这一特点，曾国藩提出了一系列策略，包括“重镇设防”“划河圈围”和“坚壁清野”。这些策略在理论上强调对敌军的包围与截断，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暴露出诸多问题。 曾国藩调集大批兵力，沿途布防，并通过张榜招募地方力量，希望加强对捻军的围剿。然而，捻军利用其灵活的行动方式，屡次突破围堵。曾国藩设想通过沙河一线构建“百里防线”，借助天然地形阻击捻军，但由于指挥体系的分散、地方力量的抵触，以及捻军的游击战法，这一防线未能奏效。 在军事行动之外，曾国藩在同治年间推动了一系列与军事相关的近代化尝试。他主持将金陵制造局迁至上海虹口，并与李鸿章的炮局及铁厂合并，组建了江南制造总局。这一机构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军事工业中心，其建立标志着清政府在西方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尝试以近代工业技术武装军队的努力。 江南制造总局引进了大量国外先进设备，并聘请外国技术人员进行指导。这不仅提升了清政府在军事装备上的水平，也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尽管在捻军剿灭的过程中，这些近代化手段未能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它们为清末的军事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剿匪战争的间隙，曾国藩依然不忘文化与教育事业。他主持修葺书院，资助孤贫子弟，并整理出版了《王船山遗书》。这些活动反映出他对儒家文化传承的重视，也试图通过教育稳定社会。曾国藩以养廉银捐助教育事业，不仅是其个人修养的体现，也是试图以文化建设巩固清廷统治的实际行动。 尽管曾国藩在军事和文化领域付出大量努力，但剿捻战争最终并未取得预期成效。这场战争暴露了清军的组织松散与指挥体系的低效。曾国藩的策略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未能适应捻军灵活多变的战术。此外，地方军与中央权力的协调问题，使得围剿捻军的计划屡遭挫折。曾国藩深感无奈，他在私人信件中也提到，对这一失败心存悔恨。 同治年间，曾国藩在清廷内部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他不仅是军事上的核心人物，也是推动近代化与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他在剿捻战争中的失败，也揭示了清末体制与军事改革的种种局限。曾国藩的经验与教训，不仅是个人历史的缩影，也为后人提供了理解清末转型时期复杂局势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