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5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在重庆的军政要员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议防御和迟滞解放军进攻的策略。 顾祝同、肖毅肃等人简要介绍了一下前线的紧急情况。 听完后，蒋介石脸色阴郁，说：“前方的情况大家已知道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共军今日要攻我贵州省会贵阳了，共军真是太狡猾了。” 参会的将领们大都悲观失望，上次蒋介石来重庆开军事会议时，大家都认定解放军要从北线进攻四川，而现在解放军却从川东和川东南方面发起攻击，真是失算了。 蒋介石讲完后，见谁也不愿先发言，便说：“其他什么问题都不要去说了，今天开会的目的就是商议阻敌谋略。大家有什么随便说吧。” 于是，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众将领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直到下午，才议定出几条措施：一是急令国军四十四军陈春霖部、贵州保安第一旅，分别沿乌江布防，协同宋希濂（时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部，凭借乌江天险，阻止解放军前进。二是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发布命令，让军长陈春霖派人迅速将乌江大桥彻底破坏，以阻止解放军渡江北上；命令一一0师师长雷鸣，指派专人，组织力量，马上将大巴山通往陕南解放军出击方向的道路予以完全破坏。三是命令西南补给区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炸器材备用。 会议还规定，上述命令和所需要的炸药及其他爆破器材，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派高参或分配在该署工作的“国防部”官员乘专车送达各部队，并在所派高参或部员监督下迅速执行，待完成任务后再回重庆报告。 由于贵阳军情紧急，蒋介石在会议特别要求陈春霖在破坏桥梁后，马上到乌江北岸向贵阳方向派出前哨部队。 可以看出，蒋介石召集的这次会议，并没有议出什么高招。除了消极防守外，就是炸炸炸。以破坏道路来企图阻滞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这其实是穷途末路者的绝望举动，意义并不大。 11月16日，蒋介石派蒋经国亲自到川东前线去找宋希濂等人了解军情。临行时，蒋介石给宋希濂、钟彬、陈克非、龚传文、刘平、顾保裕等将领各写了一封信。蒋介石的分别去信，引起了宋希濂极大的不满，认为战局紧张之际，蒋居然还是诸多猜疑，对将领们搞分化。 11月20日，解放军已经攻到川东重要门户白马山附近。随着前线不断失败的消息传来，重庆的国民政府军政大员们一片惶惶然，而城内的大小旅馆里，住满了由外地逃来的大小官员。自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和“国防部”各厅局全部搬到了重庆。 蒋介石从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分析，重庆守不住，很快会被解放军攻占，他也清楚大势已去，便令毛人凤派人先到西昌去进行布置，以便四川不保时，逃到西康去。 这时，解放军的先头挺进部队离重庆已越来越近，蒋介石决定放弃重庆，逃往成都。他一面命令毛人凤赶紧派人进行爆炸和屠杀，一面让阎锡山把“行政院”办事机构迁往成都。 11月27日，重庆的国民政府各部门乱成一团糟。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已停止办公，长官张群被蒋介石派到成都，让四川省和成都市做好接纳重庆撤退官员的一切食宿准备。 11月28日，行政院长阎锡山率国民政府机关人员由重庆逃迁成都。同日下午。侍从人员陪着蒋介石最后一次巡视重庆市区。满街一派荒乱景象，人们步履匆匆。 蒋介石首先来到民族路、民权路、邹容路交汇处的路口，仰视着高达27.5米的抗战胜利纪功碑许久。然后，又驱车来到杨森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这里只剩下两名副官和几名卫士看守办公室。最后，又来到抗战时期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地址，凝视良久。 这时，蒋介石的老眼里流出了哀叹的泪花，视线竟模糊起来，说：“啊，一切皆成为过眼云烟，往事不堪回首！” 这一幕在蒋经国的记忆中也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父亲在他从前的办公室里走了一遍，这间办公室中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无一不是在抗战期间曾经陪伴父亲六个年头的东西。父亲睹物伤情，在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对室内的每一物件，都显露出深切的眷恋。最后，当看到壁上挂着一幅军用地图，就命我把它取下烧毁，然后才乘车回去。当坐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街道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通过，父亲便只好下车步行，走回居所。” 11月29日，重庆市区内更加混乱不堪。大小官员争先恐后往成都逃去。由于各人地位不同，逃跑时的待遇也就不一样。高级行政官员和高级将领坐着飞机逃往成都；大多数中下级官吏和将领则乘坐汽车拼命逃窜；还有不少人只好徒步向成都逃去。从重庆到成都的公路上，挤满了逃跑的车辆和人群。 蒋经国怕又出现什么危险，急忙请蒋介石在晚上10点赶赴机场。这时，山洞林园前的公路上汽车拥挤，交通堵塞，混乱不堪。蒋介石的坐车也被堵了3次，不得已下车走了一段路。后又改乘吉普车往前赶，午夜才到机场，随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于白市驿机场。这时，重庆市区的爆炸声连成一片，这是保密局的特务在启爆一批又一批重要目标。 11月30日早晨6时，蒋介石逃离了重庆，此时，距山城解放不过几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