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子弹之父应该是谁？1958年6月30日苏联帮助中国建成反应堆
世人皆知中国在1964年成功研制出了第一颗原子弹，却鲜有人知这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58年的夏天，在北京郊区一座不起眼的实验室里，一位中年科学家正在专注地注视着实验数据。他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但眼神却格外坚定。这个人就是钱三强，而这座实验室，就是中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能在短短几年内建成原子反应堆，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位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科学家，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而他为什么会坚决反对＂原子弹之父＂这个称号？让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往事，揭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钱三强的成长之路
1915年，钱三强出生在浙江省湖州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钱玄同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年幼的钱三强耳濡目染，很早就展现出了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1932年，钱三强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清华求学期间，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重要导师——叶企孙教授。叶企孙不仅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更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在叶企孙的引导下，钱三强开始对原子核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6年，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这一年，他获得了庚子赔款留学机会，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居里研究所深造。在这里，他遇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和她的丈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
在巴黎大学期间，钱三强参与了多项重要的核物理实验研究。1937年，他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发现了铀核裂变现象中的三分裂现象，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发现。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引起了物理学界的广泛关注。
1946年，钱三强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欧洲，他已经建立了相当的学术地位，约里奥-居里夫妇甚至希望他能留在法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然而，1948年，面对祖国的召唤，钱三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战时期，局势动荡不安。但钱三强坚信，新中国的建立将为中国科学发展带来新的机遇。1948年底，他带着妻子何泽慧和年幼的女儿，毅然踏上了归国的轮船。
1949年3月，北平刚刚解放，百废待兴。钱三强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中。他深知，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掌握核科学技术。在这样的信念指引下，他开始在中国组建第一个原子核物理研究团队。
这支团队最初只有十几个人，实验设备也十分简陋。但钱三强带领团队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步步为中国核物理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经常对年轻研究人员说：＂科学研究不能期望一蹴而就，必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二、新中国核事业的开端
1949年底，在北京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周恩来总理召开了一场特殊的会议。会议的主角就是刚刚回国不久的钱三强。周恩来向钱三强交付了一项秘密任务：以参加巴黎和平会议为掩护，前往欧洲采购核物理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时的中国刚刚建国，百业待兴，外汇极度匮乏。为了购买这些设备，国家筹集了5万美元。这些钞票大多是在国际市场上收集来的旧钞，有些甚至已经起皱发黄。但这些钞票承载着新中国发展核科技的希望。
1950年初，钱三强抵达巴黎。他首先拜访了自己的老师约里奥-居里夫妇。在他们的帮助下，钱三强成功采购到了一批关键设备，包括测量仪器和实验装置。这些设备为中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的建立奠定了物质基础。
1951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核物理研究的机构。钱三强被任命为所长，开始组建研究团队。他先后邀请了彭桓武、王淦昌等著名物理学家加入，同时也招募了一批年轻的研究人员。
1953年，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了。中国与苏联签署了核技术合作协议。作为技术负责人，钱三强多次前往莫斯科，与＂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进行深入交流。在一次会谈中，库尔恰托夫向钱三强详细介绍了重水反应堆的工作原理。
这些会谈都在严格保密的环境下进行。每次会谈，双方都要经过多重身份核查。有时为了避免被跟踪，会谈地点甚至临时改变。尽管如此，钱三强仍然成功获取了大量宝贵的技术资料。
1955年春，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中国开始筹建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这个项目由钱三强亲自督导。他要求每个技术环节都必须严格把关，不能有丝毫马虎。为了确保安全，他规定所有参与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操作规程。
与此同时，钱三强还组织科研人员开展铀矿勘探工作。他带领团队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最终在多个省份发现了重要的铀矿资源。这为后续的核材料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
1956年，二机部成立，这是专门负责核武器研究的机构。钱三强被任命为副部长，主管科研业务。在这个岗位上，他开始全面协调中国的核科技发展工作。他提出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工作方针，并着手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计划。
三、跨越艰难险阻的历程
1957年初，一场严重的经费危机突如其来。原定的科研预算因国家经济困难而被大幅削减。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财务人员报告说实验室的设备维护费用都难以为继。面对这一困境，钱三强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首先，他带领团队开展了设备国产化运动。许多进口仪器的零件，都被分解研究后自行制造。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作坊里，科研人员自己动手，用土法生产探测器。虽然这些设备外表粗糙，但性能却完全符合实验要求。这不仅解决了燃眉之急，还为中国核工业的自主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958年夏，另一个更大的挑战出现了。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大量科研人员被抽调参加＂全民炼钢＂。核物理研究面临人才短缺的严峻问题。钱三强立即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同时提出了培养专门人才的紧急方案。
这个方案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在全国重点高校选拔优秀毕业生；第二，派遣青年科技人员赴苏联进修；第三，在国内组织短期培训班。通过这些措施，一支专业的核物理研究队伍逐渐形成。
1959年，一个意外事件再次考验了钱三强的科研管理能力。在一次实验中，一名年轻研究员因操作不当，造成了放射性物质泄漏。虽然事故及时得到控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这暴露出了安全管理的漏洞。
钱三强随即组织制定了严格的安全操作规程。他要求每个实验室都必须配备专职安全员，所有实验必须有详细的操作记录。同时，他还建立了定期安全检查制度，亲自带队进行突击检查。这些措施为中国核工业的安全发展奠定了基础。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大批苏联专家撤离。这对正在建设中的核工业造成了沉重打击。一些重要项目被迫中断，技术资料也出现断层。面对这种局面，钱三强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继续已掌握的技术路线，另一方面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为了解决技术断层问题，钱三强组织科研人员对现有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他们发现，虽然苏联专家带走了很多资料，但基础理论和关键数据都已经掌握。通过反复试验和推演，许多技术难题逐一得到解决。
1962年，国际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连最基本的实验用品都无法购买。在一次物资调配会议上，有人提出要延缓研究进度。钱三强坚决反对这个建议，他指出：＂困难再大，也要坚持自力更生。＂
在他的带领下，科研人员开始自制实验材料。他们利用废旧零件改装仪器，用土办法提纯原料。一位老工程师回忆说，当时实验室里经常传出敲敲打打的声音，大家像机械师一样摆弄着各种工具。正是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得中国的核物理研究在最困难的时期仍然在稳步推进。
四、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
1963年春天，在戈壁滩的一座简陋工棚里，钱三强正在和其他科学家们讨论最后的技术方案。这里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596＂基地。当时的实验条件异常艰苦，科研人员住在地下防空洞里，白天顶着烈日工作，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继续研究。
为了确保实验的准确性，科研人员必须在极端天气下进行outdoor测试。当时正值盛夏，地表温度常常超过50度。为了保护精密仪器，工作人员用湿毛巾裹住设备，每隔半小时就要更换一次。在寒冷的冬季，仪器又面临着冻坏的危险。科研人员轮流值守，用自己的体温来保持仪器的正常工作。
1963年末，一个关键性的技术突破出现了。在第四次模拟试验中，引爆装置终于达到了预期效果。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央立即决定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钱三强带领核心技术团队进驻试验场，开始为最终试验做准备。
1964年初，一个意外状况给试验带来了挑战。在运输核心部件的过程中，一辆卡车发生了故障。如果延误送达时间，可能会影响整个试验进度。钱三强当即决定启用备用方案：由多名技术人员轮流手提装置，徒步穿越戈壁滩。这段近30公里的路程，他们整整走了一天一夜。
到了1964年夏季，最后的组装工作开始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钱三强要求每个步骤都必须由两组人员独立检查。组装过程中发现的每个问题，都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解决方案。整个过程持续了近三个月，期间共发现并解决了37个技术问题。
1964年10月14日凌晨，试验场一片寂静。钱三强和其他科学家们在地下指挥所里严阵以待。当计时器显示还有最后五分钟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随着一声轰然巨响，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
试验成功后，钱三强立即组织人员收集各项测试数据。他们必须在辐射消退之前完成取样工作。为此，多名科研人员戴着防护服冒着危险进入爆炸中心区域。这些宝贵的数据后来成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重要依据。
然而，试验成功后，钱三强却坚决反对外界给他＂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称号。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几万名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个项目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不能归功于某个人。
事实上，从1958年开始筹建反应堆，到1964年成功试验原子弹，整个过程凝聚了无数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汗水。他们中有的人甚至献出了生命，却永远无法看到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每当谈到这些，钱三强总是表现出深深的敬意。
五、为中国核事业奠基的贡献
1965年初，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的第一次核工业发展会议上，钱三强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如何将核科技应用于和平建设。他建议在保持军事研究的同时，积极开展民用核技术的研究。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随后，钱三强着手组建和平利用原子能研究所。他从全国各地邀请了一批专家，其中包括了农业、医疗、工业等不同领域的人才。在一次筹备会议上，他详细阐述了核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前景，并制定了具体的研究计划。
1966年，第一个民用核技术实验室在北京建成。这个实验室主要研究同位素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在钱三强的指导下，科研人员开发出了多种放射性药物。这些药物很快在全国多家医院得到使用，为癌症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1967年，一个重要的农业核技术项目启动。钱三强亲自带队前往江南水稻产区，考察核技术在育种方面的应用。他们利用核辐射技术培育出了多个水稻新品种，这些品种具有抗病、高产的特点，为解决粮食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8年，钱三强开始推动核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他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安全标准，包括放射性物质的储存、运输和使用规范。这些标准后来成为中国核安全管理的基础。在他的坚持下，核安全培训成为了所有核工作者的必修课。
1970年，钱三强提出了发展核能发电的构想。他组织专家组对核电站的选址、设计、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当时的技术条件还不成熟，但这些前期工作为后来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2年，钱三强开始关注核废料处理问题。他多次强调，核技术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核废料处理研究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环保技术的研究。
1975年，钱三强提出了建立核工业标准化体系的建议。他认为，只有建立统一的标准，才能保证核工业的健康发展。在他的主持下，专家们编写了一套完整的核工业技术标准，涉及设计、制造、检测等各个环节。
1978年，钱三强开始着手培养新一代核科技人才。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人才培养计划，即德才兼备、理论联系实际、国际视野、创新能力。这个计划为中国核工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1980年，在最后一次核工业工作会议上，钱三强系统总结了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历程。他特别强调了和平利用核能的重要性，指出核科技必须造福人类。这次会议为中国核工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