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杜聿明病逝前，抓住前去看他的郭汝瑰的手说：“我最后再向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 杜聿明作为黄埔一期的优秀毕业生，长期担任国民党军队重要职务，在军事上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在国民党高层中，他是最早对郭汝瑰产生怀疑的人之一。 这种怀疑源于许多细节的观察。在一次向蒋介石汇报工作时，杜聿明特意提到郭汝瑰的生活作风，称这位国防部要员的家中沙发都打着补丁，不近女色也不贪财。
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高层中，清廉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品格。许多将领在战时大发战争财，甚至连军饷和军需物资都成为他们中饱私囊的对象。 正是这种反常的清廉，引起了杜聿明的警觉。 1948年的徐州战场，更加深了杜聿明的怀疑。当时的作战计划频繁改变，而每一次改变似乎都恰好被解放军所预知。
黄伯韬军团在徐州战场的覆灭，让杜聿明感到不安。他曾向顾祝同询问：＂徐州附近主力为何不按照徐蚌会战计划及早撤退到蚌埠？＂ 这个问题背后隐含着对情报泄露的担忧。在杜聿明看来，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行动的预判如此准确，内部必定有人在传递情报。 1948年5月，当顾祝同提议调郭汝瑰回国防部时，杜聿明表现出罕见的强硬。他不仅坚决反对这个提议，更直言：＂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
为了防止可能的情报泄露，杜聿明采取了特殊的防范措施。他明确表示，自己指挥的作战方案绝不能让郭汝瑰知道，如果郭事先知道，他就不按原方案执行。 杜聿明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据他后来透露，这些判断来自山东方面的情报。但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后，当郭汝瑰询问具体情况时，他仍然保持缄默。 然而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中，杜聿明的警告并未得到重视。蒋介石对他的进言甚至表现出不满，认为不能因为一个人清廉就怀疑他是共产党。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淮海战役期间。当杜聿明的部队陷入重围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先前的判断或许是正确的。作战计划的变更、敌军的准确预判，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他早已怀疑的方向。 1929年，郭汝瑰在黄埔军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却因各种原因与组织失去联系。这一失联状态持续了整整15年，期间他在国民党军队中逐步升迁，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
1945年的一次偶然相遇改变了郭汝瑰的命运。通过老同学任逖猷的引荐，他重新与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并见到了时任中共代表的董必武。 董必武对这位失联多年的同志既重视又谨慎。经过一番深入考察后，董必武建议郭汝瑰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工作。 郭汝瑰开始了通过与任廉儒建立单线联系，将重要军事情报传递给党组织。
在担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期间，郭汝瑰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核心机密。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军战斗序列》，这份只印制13份的绝密文件详细记录了国民党各军的编制情况和作战序列。 淮海战役期间，郭汝瑰利用职务之便，影响了蒋介石的多个重要决策，为解放军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地下工作并非一帆风顺。1948年，一次意外的情报传递差点暴露了郭汝瑰的身份。当时，九份重要的军事文件通过多道中转，最终到达了民革成员王葆真手中。
王葆真的被捕引发了一场连锁反应。所幸王葆真在严刑拷打下始终保持沉默，而掌握郭汝瑰身份信息的名单也及时被销毁。 在这场危机中，郭汝瑰的＂十三太保＂身份反而成为了最好的保护色。他作为陈诚的亲信，一年三升的经历虽然招来非议，却也让人难以相信他会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为了维持这个身份，郭汝瑰必须在多重角色之间保持平衡。他一方面要让国民党高层保持信任，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将重要情报传递给组织。 特别是在与蒋介石的直接接触中，郭汝瑰展现出了高超的周旋能力。蒋介石对他如此信任，以至于允许他私下称呼自己为＂校长＂。 直到1949年，当形势发生重大转变时，郭汝瑰才最终公开了自己的立场。在担任二十二兵团司令期间，他率部起义，为解放军进军西南打开了通道。 1981年，两位曾经的对手在病房中相遇。杜聿明躺在病床上，握住前来探望他的郭汝瑰的手，问出了那个困扰他多年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和郭汝瑰的人生轨迹截然不同。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经过思想改造，逐渐接受了新中国。 郭汝瑰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了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尽管他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重新入党的道路却异常艰难。 1950年6月，郭汝瑰提出了恢复党籍的申请。由于早期入党的介绍人和同组织成员都已不在，他的党员身份无法得到证明。 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郭汝瑰必须重新申请入党。作为一名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的入党申请需要中央批准。 等待的过程漫长而煎熬。从1945年重新与组织建立联系，到1980年4月9日最终获准入党，整整过去了35年的时光。 1981年的那次对话，是两位老将军之间最后的交谈。杜聿明终于明白，他当年的怀疑是正确的，但这个答案来得太晚了。 郭汝瑰被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享受国家的特殊照顾。1997年，这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因车祸不幸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