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5号早晨，民主人士章士钊拜访篆刻大家邓散木，想请他为毛主席治一方印。当时的邓散木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癌细胞扩散到了肝脏，还截去了一只脚。但他仍然应下了这个事情。 1963年8月5日，章士钊来到邓散木的家中，想请他为毛主席制作一方印。邓散木此时的身体状况极为糟糕，癌细胞已经扩散至肝脏，失去了一只脚，但他的精神依然坚韧。尽管病痛缠身，他没有拒绝章士钊的请求，答应了为毛主席制作印章的任务。 邓散木，号粪翁，晚号“一足”，以篆刻艺术享有盛誉，堪称近现代篆刻的宗匠之一。他不仅是篆刻领域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书法、诗文、绘画等方面的多才艺术家。无论是在上海的艺林社交圈，还是在他的个人创作中，邓散木的艺术造诣和独特风格均得到了广泛认可。 邓散木的艺术才华，可以从他对不同艺术形式的深刻理解和实践中窥见一斑。他的住所名为“三长两短斋”，其中“三长”指的是篆刻、诗词、书法，而“两短”则指绘画和填词。尽管邓散木曾自谦绘画和填词不足，但从他为友人创作的松菊图中，可以看出他的绘画素养。 尤其是在篆刻方面，邓散木的造诣堪称一绝，获得了同行的高度评价。无论是他自己创作的印章，还是他在篆刻理论上的总结，都展现了他对这一艺术形式的深入研究。 邓散木的篆刻技艺，既继承了传统，又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篆刻作品，不仅仅是文字的雕刻，更像是艺术的再创造。 他将秦汉以来的印章风格、齐鲁封泥、汉魏六朝的砖甓文字融会贯通，结合吴赵等篆刻大家的技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篆刻语言。通过他的篆刻，印章变得更加生动、富有变化，突破了传统篆刻的框架，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邓散木的理论著作《篆刻学》，虽然是在1957年左右写成的，但直到1961年，他仍在不断补充和修改。可惜的是，直到他1963年因病去世，他未能完成对该书的最终修订。然而，这本书仍然为篆刻艺术爱好者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 书中不仅深入探讨了篆刻的历史背景、技法、章法、刀法等内容，还结合了他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构成了对篆刻艺术的系统总结。邓散木的学术严谨性，使得这本书成为后来篆刻艺术学习者的宝贵资源。 在邓散木看来，篆刻是书法、绘画和雕刻三者的结合体，而其中书法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要想刻好印章，首先必须要写好字。正如他常说的，“刻印，就是以刀代笔，以石代纸。”只有深刻理解书法，才能在印章中体现出个人的风格。 那些不懂书法而自以为可以刻出好印章的人，往往难以创作出令人满意的作品。邓散木特别强调，篆刻艺术与书法是密不可分的，他甚至认为，所有成功的篆刻宗派，无一不是名书法家的开创之作。 除了对书法的强调，邓散木还十分重视篆刻章法的构建。他常常引用徐坚的论述，认为“章法如名将布阵”，强调章法的自然流动和布局的巧妙。他自己在治印时，注重每一块印章的布局，常常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反复调整，力求在细节中展现出艺术的韵味。 他与赵石的印章风格有所不同，赵石的章法更为精细和内敛，而邓散木则追求在精致与变化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两位艺术家的印章虽然风格各异，但都充分展现了篆刻艺术的无限可能。 邓散木特别注重印章的边缘处理，他认为，印章的边缘就像房屋的墙壁，具有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他强调，印章的边缘不应过于拥挤或过于空旷，而应适度留白，避免视觉上的压迫感。通过对边缘的细致把控，邓散木的印章作品总是能在严谨中展现出独特的韵味。 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如“跋扈将军”印，印文四周的布局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美感，尽管印文盘错离合，但依然能够通过下方的留白呈现出一种稳重、均衡的视觉效果。 邓散木对印章艺术的理解，不仅限于字形的雕刻，他还注重朱白之间的巧妙运用。他常说“计白当朱，计朱当白”，即在刻制白文和朱文印章时，要特别注意如何处理朱红色和留白的关系。 在他的印章作品中，常常能看到朱文和白文之间的微妙对比，如同水墨画中留白的艺术。他的白文印章，朱红处饱含笔墨气韵；而朱文印章的空白部分，则恰似一幅生动的画图。 邓散木通过这种巧妙的朱白分布，赋予印章作品更多的艺术表现力，使每一枚印章都如同一幅微型的艺术品。 邓散木的篆刻艺术，不仅是在技法上的卓越成就，更在于他对篆刻文化深刻的理解和传承。他通过自己的实践与理论总结，将篆刻艺术从传统的框架中解放出来，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参考资料：陆丹林著；韩健整理. 《红树室随笔》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