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孙殿英的汉奸部队摇身一变又成了国军，原来的老同事高树勋、马法五等人知道孙殿英有钱，就把他当财神爷，时不时来敲敲竹杠。孙殿英对此也不反感，认为这是广交朋友，花点钱不算什么问题。 1947年，孙殿英被解放军俘虏。曾经认识孙殿英的解放军看到他贼眉鼠眼的模样，愤怒地指着他破口大骂：“你当年说得好，誓不做汉奸，结果还不是成了日本人的狗腿！”周围的解放军战士们也都露出了鄙夷的目光，孙殿英顿时感到背后冷飕飕的。 面对这些指责，孙殿英急忙解释：“哎呀，那是误会啊！是蒋介石让我去投敌的，我并没有主动做汉奸！”他知道，作为汉奸的下场往往是死于枪下，内心的恐惧让他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他从裤兜里摸索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他认为至关重要的一张纸。孙殿英不愿将这张纸交给解放军，警惕地说道：“这是蒋介石给我写的手令，只能给刘伯承看。” 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孙殿英的处境更加复杂。1933年2月，日军集中三万余兵力进攻热河。张学良任命孙殿英为华北第九军团军团长，指挥他率部驰援热河。孙殿英赶到赤峰后，正准备部署兵力时，遭遇了日军两个旅团和伪满洲国军队的猛烈攻击。 他的部队与敌军激战达七天七夜，最后由于日伪军的兵力占优，孙殿英被迫带领部队转移至猴头沟一带，依靠复杂的地形继续抗击敌人。孙殿英指挥部队拼死突围，终于成功回到围场。然而，日军继续向围场进逼，孙殿英只得带着残部西移，经沽源转向沙城。 虽然这场战斗令他在某些人心中的形象有所改变，但孙殿英始终感慨：“友军不友，义军不义，还不如热河的人民！”在赤峰和猴头沟，他孤军奋战，尽管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仍然收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援，他们送来给养和药品，帮助救治伤员。 1945年深秋，北平城内一座青砖大院门前，迎来了几位不速之客。来人正是国军将领高树勋、马法五等人，他们此行的目的很简单——拜访故交孙殿英。这些昔日的老同事心知肚明，虽然孙殿英在抗战期间的身份颇为敏感，但他如今可是位不折不扣的＂财神爷＂。对于这样的造访，孙殿英总是来者不拒，殷勤招待，慷慨解囊。 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北平并不罕见。抗战胜利后，孙殿英部队重归国民政府序列，而他本人在短短几年间积累的财富，也使他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拥有了超乎寻常的地位。每当有人登门，他都会慷慨解囊，仿佛丝毫不在意这些财富的来源。 说起孙殿英的发迹史，就不得不提他在抗战末期的一番精明操作。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他敏锐地意识到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即将面临巨大的贬值风险。在极短的时间内，他果断地将存放在新乡和郑州两地银行的中储券全部提走，借助日军的运输便利，将这些货币运往北平、天津等大城市。 这批中储券的数额相当可观。当时的情况是，汪伪政府在抗战结束前共发行了24917亿元中储券，而在战后短短一个月内又增发了21701亿元。孙殿英抓住时机，在中储券尚未完全贬值之前，以极快的速度将其兑换成了黄金。这次金融操作为他带来了将近5万两黄金的收益，尽管在各个环节都有所损耗，最终到手的也有4万多两。有了这笔横财，孙殿英开始在北平大肆购置房产。他深谙理财之道，懂得要将财富转化为固定资产。 1923年，直系政权当政时，吴佩孚升任直豫鲁巡阅使，并下令全省戒毒，开始严厉打击毒品制造和贩卖。孙殿英在这一时期不得不逃亡，最终投靠了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借着直奉战争的混乱，孙殿英率部哗变，成为伏牛山的土匪头子。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孙殿英看到冯玉祥和阎锡山势头强劲，于是背叛了蒋介石，成为第4方面军第5路军总指挥，还兼任安徽省主席。当他发现局势不利时，他又选择投靠张学良，成为第40师师长，翻脸速度令人惊叹。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处于流氓、政客和各大帮会、军阀的控制之下。这里的生意充满了混乱，码头、烟土、妓院、赌场等几乎都被黄金荣、虞洽卿、杜月笙等人控制。然而，孙殿英初到上海时，却难以进入这些圈子。他没有放弃，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通过收买天津帮会头子来牵线搭桥，最终成功与黄金荣建立了联系。 孙殿英把黄金荣的汇款拿到后，他没有马上买货，而是先以自己的资金为黄金荣购买了等值的烟土，再把黄金荣汇来的钱原封不动地寄回。孙殿英的这一举措令黄金荣深感惊讶和钦佩，也因此答应孙殿英，未来他的烟土可以在黄金荣的“地盘”内畅销，从此，孙殿英成功打开了上海市场。 1939年5月16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陈赓旅长应刘邓指示前往林县与孙殿英会谈。孙殿英热情接待了陈赓，并表示愿意与八路军合作抗日。在谈判中，孙殿英提出希望八路军派参谋驻扎在他的军部，并建立无线电联系。 陈赓与孙殿英的谈判成功为双方后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也为新军打击其他制造摩擦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孙殿英部也曾制造过一些针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摩擦事件，刘伯承、邓公采取了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的策略，主要依靠争取而非过度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