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28岁的朱恒生在上海一家绸缎庄帮工，是个穷伙计。20岁的吴秀花是资本家的女儿，就读于上海女校。 这看起来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两个人，实际上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当年吴秀花家在上海的乡下有两家缫丝厂，朱恒生的父亲是吴家的账房。俩人认识时，朱恒生15岁，吴秀花7岁，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到1948年时，吴父打算给19岁的女儿订亲，朱恒生再也忍不住了，向吴家表露了自己的心意。结局不言而喻，吴父觉得朱恒生是个当伙计的穷小子，想娶自己女儿这样的“上海小姐”，简直是异想天开。 后来，上海快要解放了。吴父为了找退路去了新加坡，还在新加坡为女儿说了一门亲事，对方家是新加坡的富商，儿子在上海读大学。可吴秀花对父母的安排激烈反对，并偷跑出来找到了朱恒生，要同他私奔。 朱恒生却把吴秀花送回了家，因为他觉得吴家对自己家有恩，不能拐别人女儿。谁知，吴父把朱恒生堵在门外骂个不停，骂他没有良心，说他父子俩都是吴家养起来的，到这时竟反咬起主人来了。 朱恒生含着泪默默地回头走了，那是他留给吴秀花最后的印象。 朱恒生被吴父羞辱之后，心灰意冷，也没回绸缎庄，东游西荡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在码头上打点零工，勉强混口饭吃。 直到有一天，朱恒生送一个军官太太和她的两个孩子到头等舱。因为船上挤满了逃往台湾的人，他们绕了很多通道才赶到头等舱。可没等朱恒生离开，船就鸣笛启锚，他站在甲板上吓坏了，差点从船上跳下来。 正在这时，一个国民党军官抓到了朱恒生，说:“你干吗?开小差也不能跳江，你这样跳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不如跟着我去台湾好，你可以编进我的部队里，当了兵就不愁吃喝了。” 说完，军官拽着朱恒生的手腕，把他带到了底舱。底舱已经坐满了像他这样被抓来的人，就这样，朱恒生被抓了壮丁，带到了台湾。 到台湾以后，朱恒生被编进了部队。因为他认识字，又会算账，被调到后勤处干文书，后来一直做到后勤部主任。1981年退役时已经60岁了。 在部队这么多年，朱恒生每天最怕的就是晚上。夜深人静，他想在大陆的家，想父母，当然还有吴秀花……他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带吴秀花走；后悔自己坚持要明媒正娶…… 朱恒生在部队的职位升上去后，收入也不错，有很多人给他介绍姑娘，劝他在台湾成个家。可是，他觉得台湾不是自己想来的地方，在这里即使成了家也找不到家的感觉，何必要去找这个烦恼。 再说，他还一直没有忘记吴秀花。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他一个人捱了过来。 1987年，朱恒生再也无法忍耐思念，开始托人从美国和日本往家乡捎信，可一连捎了两年信都没有回音。他不死心，又托人回村里寻访，可朱家确实已经一个人也找不到了。据说，解放后不久，父亲就被他气死，母亲不久也过世；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在他乡生活。 朱恒生这才相信自己的家里真的这么惨。他深深自责，三天没有起床，像是大病了一场。 从此以后，朱恒生就把吴秀花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来思念。她是他唯一的念想，有了这个念想，他才觉得自己是有家的人，没有断根。 1989年，朱恒生终于打听到了吴秀花的消息，思归心切的他马上办手续回到上海。 原来，当年朱恒生离去后不久，吴秀花就不得不和那个新加坡富商儿子结了婚。随后，上海解放，吴父还没有来得及转移家产，很快便去世。吴秀花夫妇陆续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文革中，吴秀花夫妇因为出身问题，受了很多罪。一直没有什么感情的俩人同病相怜，竟在那时出奇地好了起来。1981年，正当他们日子好起来的时候，吴秀花的丈夫却得了肺癌病逝，这一年吴秀花52岁。她随后忙着帮子女带孩子，也没再找老伴。 1989年中秋节，朱恒生终于找到吴秀花家中。 面对毫无思想准备的吴秀花，朱恒生说：“这么多年，陪我的就是你小的时候穿破的一双袜子。那是你因为破了扔在我们家的……只是因为喜欢，我便把这双子放在了身边，直到今天，我已经是68岁的人了。” 朱恒生说着，把那双袜子拿了出来，那是一双上面有粉红蝴蝶结的白布袜子。吴秀花小时候脚贪长，所有的袜子都是大拇指前面有个洞，这双也不例外。 看着这双自己8岁时穿过的袜子，从68岁的朱恒生怀里掏出来，吴秀花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也有过爱，那就是在和丈夫都被斗过以后，俩个互相摸着脸上的伤痕抱头痛哭。那是一种由怜而生的爱，而且，非常地短暂。 与朱恒生给她的这场感情相比，即使让她再一次选择，她也会选择没有钱而且出身低微的朱恒生，这是不会改变的。 好在吴秀花的子女都通情达理，支持母亲与朱恒生在一起。俩人结婚后，朱恒生历时三年才办好各种手续，于1992年5月正式回上海定居。 1998年6月，朱恒生因心肌梗塞去世，终年77岁。吴秀花搂着朱恒生的骨灰盒，念叨着：“他几十年等呀盼呀，千难万难也要投弃家里的亲人。如今，他真的回来了，我觉得我该好好活着替他守着这个家。别让他再孤孤单单一个人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