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少将师长孙玉田，是军长孙良诚的堂弟。这两个堂兄弟，最后的结局却各不相同。 孙玉田是河北青县人，生于1895年，1913年参加冯玉祥部队，是宋哲元的老部下，也是西北军中一个颇有名气的人物。 1942年4月，孙良诚“下水”当了汉奸，孙玉田当时任鲁西行署警保处长，也跟随乃兄投敌，任汪伪第二方面军第三十九师师长。1944年秋，孙良诚部由河南调防到苏北，新四军三师兼苏北军区将孙部作为秘密争取对象。 不久之后，孙良诚总部移驻扬州，孙玉田的三十九师师部移驻泰州城内，这是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活动的地域。为此，三师将孙良诚的秘密关系转交给了一师。 1945年初夏的一天，苏中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部长徐平羽，交给该部干部沈诒一个特殊的任务:秘密进入敌占区向伪军中的四个中上层争取对象接关系，孙玉田就是其中之一。 一天，泰州城里的军政头目在大华戏院开会，孙玉田也参加了。沈诒通过一个团长的关系，掌握了孙玉田的行踪，径直来到大华戏院，可是门口警卫森严，不让沈诒进去。沈诒从怀中取出写有“孙玉田师长亲启”的信给卫兵看了看，卫兵不敢怠慢，立即进去禀报。 不一会，孙玉田从二楼下来了，表现得很客气，接着把沈诒领到楼上一个房间里单独谈话。沈诒把徐平羽写的一封亲笔信当面交给孙玉田，信是接关系的暗语。 孙玉田仔细地看了信，随后把信收好装入口袋，笑嘻嘻地问道：“粟(裕)师长身体好吗?请贵军多多关照。信上说的我很理解，今后我们多联系。”并约定了今后联系的办法。为了保证安全，孙玉田特地派自己的随从恭恭敬敬地把沈诒送出戏院。沈诒随后又到扬州秘密会见了孙良诚的秘书长。 可是孙良诚和孙玉田在抗日战争中并没有反正。相反，抗战胜利后他们立即投靠了蒋介石，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并成为打内战的先锋。 但我党考虑到孙良诚和孙玉田是杂牌，受到蒋介石嫡系的歧视和排斥，加之抗日战争时期就和我党有过秘密联系，因而华中分局从1946年下半年起，就不断派人对孙良诚做争取工作。此时，孙良诚是暂编二十五师师长，孙玉田是下属的旅长。 1948年，孙部扩编为第一0七军，下辖两个师。孙良诚任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一0七军中将军长，孙玉田则任第二六一师少将师长。 淮海战役前，孙良诚给华中工委特派员周镐写信联系起义问题。周镐曾长期住在孙部，和孙良诚、孙玉田的交情都很好。但孙良诚兄弟二人在起义问题上总是左顾右盼，迟疑犹豫，错过了很多良机。 1948年11月10日，淮海战役开始后的第五天，孙玉田突然率他的二六一师开抵睢宁，孙玉田本人偕师部住城内天主教堂，部队驻于城外。这时国民党部队都是自东向西往徐州，而孙玉田为什么偏偏自西向东来到接近前线的睢宁? 国民党总统府少将战地视察官武之棻心中生疑，遂询问了孙良诚，孙良诚托词说是为了“整顿”部队。谁知第二天一大早，孙玉田又突然率二六一师离开睢宁西开双沟。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孙氏兄弟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据该军政工处长綦岱峰私下透露给武之棻说:“是准备待机起义。” 11月13日，孙良诚率一0七军军部和二六0师在邢圩子向解放军投诚。孙玉田及他的二六一师远在双沟，未参加这次投诚行动。当孙玉田闻讯后，赶到梁山凹、闰集，向徐州“剿总”副参谋长文强作了汇报。文强指示孙玉田:“你师今后归第二兵团指挥。” 惊魂未定，孙玉田就奉命参加了对解放军的作战，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仓皇向柳集方向撤退。邱清泉得报后，怕孙玉田这支杂牌不可靠，乘机扰乱后方，于是立即命令担任徐州守备的第七十军三十二师迅速赶到柳集对孙玉田师进行监视，不准其继续北撤，并勒令孙玉田继续对解放军作战。 这时的孙玉田真是满肚子的委屈和牢骚，既受到解放军的痛击，又受到嫡系的猜忌和歧视，两头受气，无处可逃。 11月15日，孙玉田找到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和参谋长李汉萍。邱怒气冲冲地责问说:“你们军长孙良诚投降了共军，你知道吗?” 孙玉田分辩说:“这是被迫投降。” 邱清泉不容孙玉田解释，命令说:“第二兵团兵少枪多，无法携带，把你师士兵拨给第五军四十五师郭吉谦部。你带干部到苏州练新兵去。” 孙玉田无奈，只得听任邱清泉肢解了这支他带了多年的部队。但他也未能去苏州训练新兵，而是在1949年1月9日全军覆没时当了俘虏，后来进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 孙玉田在解训团中沉默寡言、满肚子委屈。他认为自己长年在西北军工作，不是嫡系，对人民没有犯下多大罪行。他还强调自己文化水平低，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年纪也较大，快到了花甲之年。对于被俘的嫡系将领，他看不惯，不大与他们来往。 1956年，孙玉田被转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64年12月28日获特赦。孙良诚则在投诚后又脱离我军，之后又被我军抓获，1953年病死在山东禹城解放军官训练团。兄弟二人最后的命运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