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的毛泽东对19岁的杨开慧说：“我们结婚吧！可我什么都不能给你，花轿、媒人、聘礼、新房……” 杨开慧还没等他说完，就说：“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一个答案。” 毛泽东好奇地问：“什么答案？” 杨开慧羞答答地说：“你希望我结婚那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一位留学过日本、英国和德国的进步学者。 从小受到新思想的熏陶，杨开慧勇敢地剪去长发，并进入男校学习。 1913年至1918年，杨昌济在长沙教书时，毛泽东成为了他的学生。 毛泽东的才华得到了杨昌济的认可，也逐渐吸引了杨开慧。 两人在杨家的学术讨论中逐渐熟悉。 尽管两人在毛泽东毕业后失去了联系，但1918年，两人在北京意外重逢。 在北京的日子里，杨开慧的父亲将毛泽东引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毛泽东因此获得了图书管理员的职位。 在北京，两人的交往更加频繁。 毛泽东在回忆中提到，他在北京期间爱上了杨开慧。 1920年，年仅49岁的杨昌济因病在北京德国医院去世。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给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写信，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为国家人才。 他的女儿杨开慧带回父亲的遗骨至湖南老家安葬，并继续在福湘女中求学。 同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返回湖南，未回家便前往福湘女中寻找杨开慧，邀请她加入省学联工作，杨开慧欣然接受。 在学校，杨开慧除了学业之外，还积极参与妇女解放运动。 同年，两人结为夫妻，婚礼简单。 新婚后杨开慧与毛泽东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他们租住在长沙，每月需要支付7元的租金。 不为人知的是，杨开慧与毛泽东在正式结婚前曾有过试婚的经历。 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他们对这段关系的发展持谨慎态度。 在北京时，两人经常在不同的地点相会，有时是在毛泽东居住的北长街寺庙，有时是在杨家。 他们经常骑马到西山游玩 在1921年，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南支部的初期成员。 杨开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温柔女性，她跟随毛泽东的步伐，从南至北，她的活动范围广泛，涉及多个重要地区。 同年，杨开慧与毛泽东共同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为青年提供学习与交流的平台。 文化书社的成立过程充满挑战，为了筹集启动资金，杨开慧向母亲请求使用父亲的奠仪费，经过一番解释，她终于获得了理解。 1922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出生，次年杨开慧再次生子毛岸青。 1927年，毛泽东离开家乡，领导秋收起义，而杨开慧则留在家中，成为地下工作者。 她不仅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还要继续参与革命活动。 杨开慧与毛泽东虽然彼此无法得知对方的具体情况，但他们的心中始终牵挂着对方。 到了1929年，国民党的打压愈演愈烈，许多共产党员遭到严酷追捕。 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隐姓埋名，多次搬家。 尽管如此，她仍旧没有放弃斗争。 这期间，杨开慧和毛泽东分离。 她无法得知毛泽东的任何消息。 在独处的日子里，杨开慧写下了许多表达对毛泽东深厚爱意的手稿。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手稿中的许多未曾送达给毛泽东。 1930年，她被捕后，国民党试图通过威逼利诱让她放弃革命，并与毛泽东切断联系。 她拒绝了所有条件，最后，杨开慧在刑场上英勇就义。 在1957年，毛泽东在北京的会见中与多年未见的陈玉英重逢。 陈玉英曾在长沙清水塘的毛家担任女佣。 那时，毛泽东感慨地回忆起旧日的同志和朋友们，特别是他的妻子杨开慧。 同年，毛泽东创作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 诗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一句，展现了他对妻子英勇牺牲的深深敬意。 当时，对于“骄杨”一词的使用，章士钊曾提出疑问，毛泽东解释说，这是因为杨开慧在革命中英勇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1957年，毛泽东还特意委托他们的共同好友李淑一前往湖南板仓，代表他给杨开慧扫墓。 李淑一带着毛泽东的词和祭品，来到杨开慧的墓地。 她在墓前的祭文中回顾了与杨开慧的友情以及共同的革命岁月。 毛泽东对此次扫墓活动非常关注，李在收到李淑一的来信后，毛泽东快速回信，并寄去了一笔款项以表达对李淑一此行的感谢。 参考文献：[1]马纯红.毛泽东与杨开慧:从人间知己到革命伉俪[J].毛泽东研究,2015(3):63-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