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有个叫藤井猛的日本人，天天在中粮香港前喊「毛主席万岁」。大陆这边情报部门的人受不了了，想看他搞什么名堂，就出来一位说，「朝枝先生，进来谈谈吧，翻译咱就不需要了吧」。 1954年的香港，作为英国殖民统治下唯一的自由港，早已成为了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关键窗口。在那个西方对新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的年代，香港就像是一座重要的桥梁，连接着中国大陆与世界市场。 对新中国而言，香港的地理位置和特殊政治地位带来了独特优势。通过香港这个中转站，大陆的商品得以输往世界各地，同时也能进口急需的物资和设备。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内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香港分公司格外引人注目。这里不仅是贸易往来的重要场所，更是情报交汇的关键节点。 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谍都＂。英美、苏联、中国大陆、台湾等各方情报人员都活跃其中，使这座城市充满了神秘色彩。 中方在香港的驻港机构人员大多经历过战争年代的历练。他们不仅要处理正常的贸易事务，还肩负着情报收集、安全保卫等多重任务。 这位日本人的行为模式极其固定：走到门口，立正站好，高声喊出＂毛泽东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然后若无其事地转身离开，到楼下粤菜馆用餐。 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天，每天同一时间，同样的口号，相同的行为模式。这位神秘的日本人从不与任何人交谈，也不提出任何要求。 中粮香港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起初感到困惑，但很快意识到这绝非普通的骚扰行为。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判断，这个人的举动背后必有深意。 通过进一步调查，这位自称藤井猛的日本商人的真实身份逐渐浮出水面。他的真名是朝枝繁春，曾是日本陆军的精英军官，在战前战时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 朝枝繁春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45期毕业生，随后又以优异成绩从陆军大学第52期毕业。由于成绩出色，他获得了天皇亲赐的军刀。 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朝枝繁春被派往中国，在日军第一军担任作战参谋。第一军司令部设在山西太原，而他接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制定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 1941年，他主动脱下军装，以＂藤井猛＂的身份前往南洋地区进行情报收集工作。在战争后期，他又回到了军队，担任了大本营陆军部的重要职务。 1945年8月，当日本宣布投降时，朝枝繁春正担任大本营陆军部对苏作战主任参谋。他奉命起草了让关东军投降的命令，随后被派往满洲执行最后的任务。 在满洲期间，他负责处理一些极其机密的事务，包括销毁相关军事档案。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预期，随着苏联红军的迅速推进，他在长春被俘，成为了战俘。 被押往苏联后，朝枝繁春在战俘营中度过了将近四年的时光。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49年8月，苏联当局出人意料地释放了他。 1954年初，一件轰动东京的事件揭开了朝枝繁春另一重身份的谜题。苏联驻日大使馆二等秘书拉斯特波罗夫叛逃美国，引发了连锁反应。 这个事件曝光后，朝枝繁春主动前往警视厅自首，承认自己是苏联情报网的成员。他的这个身份转变与战后的特殊环境有关，当时作为战俘的他面临着可能被追究战争罪责的压力。 但到了1950年1月，随着麦克阿瑟宣布结束追查战犯的行动，朝枝繁春的处境有了重大转机。他不再面临被追究战争责任的威胁，开始寻求新的人生方向。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调查，中方决定与这位特殊的日本商人展开接触。一位中方官员直接用他的真名＂朝枝先生＂与他打招呼，显示了中方对其背景的了解。 这位官员姓马，是中方某处长，在抗战时期曾是中共驻太原的情报负责人之一。两人虽然是首次见面，但都清楚对方在战争年代的身份和经历。 第一次会面中，中方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商业提议：销售渤海湾的对虾。当时的情况是，渤海湾对虾产量丰富，但由于缺乏冷藏设备，大量对虾只能制成虾干或任其腐烂。 这个提议正中朝枝繁春下怀，他迅速返回东京联系了日本大洋渔业公司。在短短一周内，他就带着大洋渔业的对虾专家来到北京，与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直接谈判。 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东京丸一商事从一个仅有几条渔船的小公司，逐步发展成为专营农副产品的大型商社。特别是在1970年代＂周恩来四项原则＂出台后，该公司的地位更加突出。 这些原则限制了许多与台湾、韩国有业务往来的日本大企业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而东京丸一商事因为专注于中国市场，反而获得了更多的商业机会。 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深夜接见日本客人时，特意询问了朝枝繁春的生意情况。当时陪同的廖承志对朝枝在中日贸易上的贡献给予了肯定评价。 同年6月，《南华早报》报道了朝枝繁春在三个月内达成了120万英镑贸易合同的消息，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这些成就证明了他在中日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最终在1996年，东京丸一商事被并入丰田通商株式会社，标志着这段特殊的贸易历史画上了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