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特朗普、马斯克，以及我的神经多样性如何塑造了我 [译]（1）
摘自Alice Thomson 宝玉AI
撰文：爱丽丝·汤姆森（Alice Thomson）
刊载于《泰晤士报》2025 年 1 月 25 日星期六，凌晨 00:01（GMT）
“当肯特去世时，我已经不知道该和谁一起吃午饭了。”比尔·盖茨对我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花了无数个小时一起编程，想象自己将来想当大使、将军还是科学家。我们会翻看那些大人物或企业高管的传记，一起好奇拥有 1500 万美元会是什么感觉——真能把这么多钞票塞进一辆车吗？我们还读《财富》杂志，想找点成功的窍门。他帮我找到了方向。然后，他突然就不在了。我当时想，‘我现在只有我自己了。’这很难。我并没有想过要替我们两个人活下去，但我还是会问：为什么能继续走下去的人会是我？”
肯特·埃文斯和盖茨都是学校里那种“书呆子”型的高个子，肯特拎着公文包，盖茨身材瘦削、嗓音细尖，两个人迅速成为莫逆之交。肯特在周末去爬山，临行前还承诺回来就打电话给盖茨。“我到现在都能背出他的电话号码，也记得校长打电话告诉我他出事那一刻的情景。校长说他摔下山了，救援直升机把他送去医院。我还在等校长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去探望他。结果他说：‘比尔，很不幸，肯特没能熬过去。他昨晚去世了。’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挂断电话的。”
在为肯特举行的纪念仪式上，16 岁的盖茨（在家里被称作 Trey，因为他的父亲是比尔·盖茨二世）坐在学校礼拜堂的台阶上哭泣，说不出话来。谈起这些往事时，他的声音再次低沉下去。
我们现在正漫步在盖茨当年的高中——位于西雅图的湖畔学校（Lakeside）。“不过一直很让我不解的是，学校明明离湖还挺远。”盖茨的语气带着他标志性的“事实纠正”风格。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这里上学，如今他带着我到处转，指给我看他第一次抽烟的地点、第一次喝威士忌（“自那以后我就再也碰不下去”）以及第一次吸食大麻的地方。最终我们走进了一间被他小女儿称为“圣地”的房间——那里放着一台老旧的电传打字机（连着一台早期的计算机终端），以及他当年和肯特、保罗·艾伦一起写代码时用的那张桌子。保罗·艾伦当时还是个留着鬓角、热爱吉米·亨德里克斯的高年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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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张照片里的我，摆出想显得很酷的样子。但我从来就不酷。”他依旧穿着标志性的灰色休闲裤、蓝衬衫和针织衫，笑着说。“可惜没有肯特的照片。当时谁都不会想到我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连他也没想到，尽管他对我们俩的未来雄心勃勃。我记得第一份《福布斯富豪榜》公布时，正是我从哈佛辍学、准备全力创办微软的时候。我就想，‘肯特一定会对这份榜单兴奋不已’，我还想过能否上榜。结果七年后，我就登顶了。”31 岁时，他成为亿万富翁；40 多岁时，他的身家一度接近 1000 亿美元（目前净资产约 1000 亿美元，折合约 820 亿英镑）。“我们当时会嘲笑说，‘要是有这么多钱，能把它都塞进一辆车吗？’”
“我并不太喜欢回顾过去——但这次写书是蛮有意思的”
盖茨最近完成了关于他早年生活的自传《Source Code》，也因此罕见地陷入了回忆和反思，试图理清自己那段令人惊叹的职业历程。“毕竟我今年就要 70 岁了，微软也正好 50 岁，盖茨基金会则 25 岁，所以我决定试着写点什么。其实我不太喜欢回头看，因为今后还有那么多事可做——比如疫苗的创新、AI、营养、清洁能源等等——但是写这本书到最后还是蛮有趣的。”
我上次见他时，正赶上疫情快要结束，他当时正面临“空荡荡的大房子综合征”——结束了长达 27 年的婚姻，三个孩子都去上大学，巨大的华盛顿湖豪宅（外号“Xanadu 2.0”）里空落落的。他那幢 66000 平方英尺的房子里有 6 个厨房、24 间浴室，海滩的沙子都从加勒比海运来，图书馆里还收藏了达·芬奇的手稿，而他自己更多时候在吃外卖。再过不久，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将仅以比尔一人之名运营。他们不再一起组织读书会，一起冥想，也不再一起散步时，他会随手拨开她面前的蜘蛛网。“现在我心情好多了。”他说。在外界看来，他曾是少数能兼顾超高财富和“近乎正常”家庭生活的亿万富翁，让人觉得他几乎拥有一切。“那是我最遗憾的错误。”他说起他那破裂的婚姻。
在这本书里，他用充满情感的笔触讲述了如何从一个社交笨拙、天赋异禀的“怪胎”程序员，携手鬓角男保罗·艾伦一起创立微软，并引领那场席卷全球的科技浪潮，随后又投身“拯救世界”的事业，通过基金会捐出超过 590 亿美元，致力于根除脊髓灰质炎并消灭疟疾和 HIV，而这期间他最重要的燃料是可乐。
全书描绘了一个性格复杂、充满挑战的孩子的成长故事。如今看来，如果盖茨是在当下成长，他可能会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他说：“我小时候，父母并没有什么手册或指引，来理解为什么自己儿子会痴迷某些项目、会漏掉社交暗示、或者在无意识中对别人失礼。”他至今说话时，还会像钟摆一样前后晃动，却早已学会拥抱自己的“与众不同”。“如果能帮到那些正在抚养类似孩子的父母，那就最好不过了。”
托尼·布莱尔曾对我说，像盖茨这种取得非凡成功的人，往往都有童年创伤做推动力。“或许吧，”盖茨说，“但我唯一的负面童年事件就是肯特的离世，而我的好胜心还在那之前就有了。我的童年挺轻松的，我很幸运，父母对我很好。我才是家里那个‘难搞’的孩子。”
他在西雅图与两个姐姐克里斯蒂和莉比一起长大，生活条件优越，简直就是“美国梦”家庭：圣诞节时姐弟仨穿着一样的睡衣，一起去看舞台剧和音乐会，学习乐器，用两副拼图来比赛谁拼得最快……他提到，贝索斯、扎克伯格、马斯克等“硅谷大佬”从小经历的坎坷更多。“我又不是史蒂夫·乔布斯那样的孤儿。”在书里，盖茨更直白地说：“我们就是在胜利的方向上被‘培育’和长大的。”
不过盖茨认为，他的“超能力”正是他的神经多样性和超强的专注力——他甚至能记下最早一批员工的全部车牌号——再加上几近疯狂的进取心和精力。“要想做成大事，你需要有体力和毅力。我那时候非常乐观，不太怕冒风险，总觉得‘试试也没什么不好’。”他到现在都喜欢坐过山车，跟当初创业时一样乐此不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