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女画家孙多慈在台湾听闻自己恩师徐悲鸿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她把自己关在房中，整整闭门三天三夜。而后当着自己丈夫许绍棣的面，为徐悲鸿戴孝三年。原来，那段旧日红尘中的“慈悲之恋”，一直都是孙多慈心底深处最厚重的爱。 孙多慈，这位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注定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留下独特的印记。然而，她与徐悲鸿的情感纠葛却为后人带来无限遐想。在那风云动荡的时代，她的故事既复杂又带着几分难解的宿命感。 孙多慈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其父孙传瑗曾在国民党担任要职，母亲也曾担任校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孙多慈从小便展现了过人的艺术天赋，尤爱丹青。她与弟弟常在窗前涂画，父母的称赞使她对绘画更加痴迷。 1930年，17岁的孙多慈因父亲卷入党派争斗被关押，家庭骤遭变故。尽管无缘正式考入中央大学，但在现代美学家宗白华的推荐下，她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美术系。在这里，她遇到了艺术大师徐悲鸿——这位将对艺术的热爱延续至她人生中的男人。 孙多慈的绘画才华很快引起徐悲鸿的注意。几个月的学习后，徐悲鸿便为她画了一幅素描，并在画稿上称赞她为“智慧绝伦”的学生。作为美术系的明星学子，孙多慈不仅以绘画技艺斐然出众，还因清丽的容貌和独特的气质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在那个注重礼教的时代，孙多慈与徐悲鸿的关系迅速引发流言蜚语。尽管孙多慈并未表现出任何逾矩的行为，但校园中的传言让她备受煎熬。徐悲鸿的妻子蒋碧微更是感到危机重重，不断用极端手段干预这段未明的感情，甚至闹到校园人尽皆知。 在此压力下，孙多慈搬出校园，回到母亲身边。短暂的分离后，1934年的一次天目山写生活动使他们重新聚首。徐悲鸿用红豆象征感情，为她制作了两枚戒指——一枚送予孙多慈，一枚留给自己。这样的举动无疑让蒋碧微更加愤怒，她开始全面阻挠孙多慈的留学计划。 尽管徐悲鸿尽力为孙多慈争取留学机会，但在蒋碧微的干预下，这一计划最终流产。对孙多慈来说，这不仅是事业上的挫败，也是情感上的打击。然而，她没有选择挣扎，而是随着家人避难长沙，远离这段风波。 战乱中的长沙成为孙多慈与徐悲鸿感情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度过了一段宁静时光。然而，命运并未让两人携手前行。为了彻底断绝徐悲鸿的念想，孙父强硬拒绝了徐悲鸿的求婚提议，并带着家人迅速迁往他地。 孙多慈的理智与父亲的反对，使这段感情画上了句号。随后，她在朋友的撮合下，嫁给了国民党高官许绍棣。许绍棣虽年长、已有三子，但婚后对孙多慈的家人颇为照顾，甚至在战时为他们安排住所，保护其安全。这样的安定生活对处于战乱中的孙多慈来说，似乎是一种妥协。 与此同时，徐悲鸿则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独自前行。尽管孙多慈的离去使他痛苦不已，但他在情感的失落中寻找艺术的灵感，完成了一系列传世作品。最终，他选择与学生廖静文再婚，试图在新生活中找到平衡。 1949年之后，孙多慈与许绍棣迁居台湾省，在那里任教，成为艺术界的知名人物。同时，徐悲鸿留在大陆继续创作，并逐渐走向人生的终点。 1953年9月，一个噩耗传来，震惊了整个台湾美术界。大师徐悲鸿在北京病逝，享年59岁。他的得意门生孙多慈听闻这个消息，悲痛欲绝。她把自己关在房中，整整三天三夜，茶不思饭不想，泪水浸湿了枕巾。丈夫许绍棣怎么劝也劝不动，只能在门外长吁短叹。 三天后，孙多慈终于打开房门。许绍棣看到妻子憔悴不堪的面容，心疼不已。孙多慈红肿的双眼，凝视着远方，喃喃道:＂我要为徐老师守孝三年。＂许绍棣一愣，这是从未有过的要求。要知道，他们已经结婚多年，而徐悲鸿不过是孙多慈的恩师。让妻子为一个外男守孝，传出去成何体统？ 然而，孙多慈的决心无法动摇。她缓缓道:＂徐老师不仅是我的恩师，更是我此生挚爱。我虽为人妇，却无法忘记他。今生无缘相守，来世再续前缘。我这三年，就当还徐老师的情债。＂ 许绍棣见妻子如此决绝，无奈地点点头。他深知这段姻缘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他虽对孙多慈情深意重，但在妻子心里，自己却永远比不上那个人。 孙多慈穿上素白孝衣，在徐悲鸿的遗像前，点上三支香烛。袅袅轻烟，如梦似幻。她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的南京中央大学，回到了与徐悲鸿初识的美术室。恍惚间，徐悲鸿的身影浮现眼前，依旧挺拔儒雅，笑容亲切。 徐悲鸿曾写给孙多慈的诗句中有一句：“千言万语从何说，付与灵犀一点通。”这或许正是他们关系最好的注解。孙多慈始终没有为这段情感公开辩解，也未留下回忆录。在她的沉默中，人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猜测她的情感抉择与内心世界。 晚年的孙多慈生活低调，专注于教书育人和家庭。她与徐悲鸿的名字，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被人淡忘，但她的画作与那段复杂情感交织的往事，却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耐人寻味的一页。无论她的沉默出于何种考量，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子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属于她的那份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