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知青张援朝去看望干妹妹陈春玲，谁知，陈春玲红着脸说：“我这病，你娶我就好了！” 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发生了一件在当时极具历史意义的事情。那一年，正值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一批年轻的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家乡投身农业合作化事业。他们带着从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和激情，决定为家乡的农村改革贡献力量。作为当时一个小小乡村的标志性事件，这一行动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关注。在阅览了有关报道后，毛泽东亲笔写下了对这一现象的评价，鼓励更多的知识分子投身于农村建设。他认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能够施展才华，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就。 大李庄的这一举措并非孤立的个案。实际上，随着国家对农业合作化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场农村改革的浪潮中，他们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回到土地与农田，成为了改革的生力军。特别是在1955年，随着国家对知识分子返乡投身农业的号召，许多城市青年怀着热血和理想，走向了祖国的大地。 同年，1955年8月9日，北京的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踏上了前往北大荒的征程，开始了他们的垦荒生涯。这支队伍中的年轻人，大多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为国家开垦土地，更是在这片荒原上种下希望与未来。他们的奋斗与付出，成为了那个时代青年心中的一面旗帜。这一举措不仅展现了青年一代的担当，也折射出当时社会对青年力量的高度期待与重视。 北大荒的开垦并非易事。那些来自城市的青年们，刚开始时几乎没有接触过农耕生产，他们的手上没有那种熟练的农具使用经验，甚至有些人连基本的农活都不会。但正是这种“从零开始”的状态，成就了他们超常的坚韧与勇气。每天，他们顶着烈日，在没有机械化设备的条件下，手持铁锹与镰刀，与大自然进行最直接的搏斗。虽然这些青年们身上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与疲惫，但他们依然秉持着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信念，毫不犹豫地向着目标奋力前行。 在这些志愿垦荒队中，还有一些身世与众不同的青年。他们的背景不尽相同，有的是来自城市的富裕家庭，而有的则来自普通的工农家庭。但在那样的年代，这些不同背景的青年们在理想的驱动下，汇聚在了一起。他们没有看低彼此的出身，只有共同的目标与向往。吕玉兰便是其中的一个传奇人物。来自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年仅15岁便回到家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并当上了社长。她的举动不仅是对自己家乡的担当，也是对时代的回应。吕玉兰的故事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颂，她成为了“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成为了那个时代农村改革的象征之一。 与此同时，来自上海的一支垦荒队也在1955年10月15日，义无反顾地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队伍中98名青年，25名是年轻的女性，最小的只有15岁。她们在简陋的草棚中栖身，吃着粗糙的稀饭与箩卜干，每天的菜金只有3分钱。但这些艰苦的条件并没有让这些青年丧失热情，相反，她们的坚韧与乐观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缩影。她们像是一颗颗埋在贫瘠土地中的种子，虽然短期内看不出任何成长的迹象，但她们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默默耕耘，凭借着一股执着的力量，最终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辉。 随着这些垦荒队的建立，知识青年下乡的潮流逐渐席卷全国。共青团中央在全国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鼓励城市青年奔赴农村。对于这些青年来说，农村并不仅仅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它承载着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也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在他们的心中，农村不仅仅是田地和农作物，它还是希望与理想的土地，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1972年的春天，陕北的天气已经转暖，田野里泛起了新绿。张援朝拎着一篮子自己腌制的咸菜，来到陈本义家看望生病的陈春玲。推开院门时，他看见陈春玲正坐在院子里的土炕上晒太阳。见到张援朝来访，陈春玲的脸一下子红了，支支吾吾地说出了那句让张援朝始料未及的话。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 在陈春玲表白后的日子里，张援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按照规定，他必须搬离陈本义家，回到知青点集中居住。搬家那天，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来帮忙。张援朝的行李并不多，除了一些换洗衣物，就是这几年积攒的农具和书本。陈春玲在一旁默默帮着整理物品，递来递去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1973年，国家开始在基层单位招收工作人员。通过努力，张援朝获得了在当地税务所工作的机会。这份工作虽然比不上返城到北京的机会，但也是一个不错的出路。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可以留在陕北，和陈春玲在一起。 在税务所工作期间，张援朝勤奋好学，虚心向老同志请教业务知识。他经常加班加点，遇到困难的工作也都主动承担。渐渐地，他从一名普通的税务员做起，逐步成长为业务骨干。 随着工作能力的提升，张援朝的职务也在一步步上升。到了八十年代初，他已经成为了税务所的所长。这个当年的知青，如今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干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