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1岁的廖晓东，刚从青岛高中毕业，眉眼间还带着学生的青涩，正值年轻气盛之时，想干出一番作为。于是，她主动请缨，要去诸城县最艰苦的贫穷山区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她踏入这片山峦起伏、土地贫瘠的地方，破旧的房舍、面黄肌瘦的村民，都让她真切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但却没有丝毫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毕竟越是差距大，越有改变的价值。
不久，村里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三辈贫农出身的村支委、民兵连长卢照东，站在台上，声音沙哑，痛诉着家史。
卢照东爷孙三代没有媳妇，爷爷捡了爸爸，爸爸捡了他，没有血缘关系，此时，他也三十好几了，还是一个老光棍。
这些内容，村民们听多了，无关痛痒，而廖晓东却听了进去，她望着台下那些饱经沧桑的面容，望着卢照东那落寞又无奈的神情，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
她站起来当即表示，自己要响应号召，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路线，减少打光棍的情况。因此，她决定嫁给卢照东，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
顿时全场哗然，有惊讶，有赞叹，也有怀疑，毕竟谁放着好日子不过，去扶贫呢？
很快，廖晓东便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她用一辆独轮车，推着自己简单的嫁妆 ，一个暗红色旧木箱，里面装着她为数不多的衣物和书籍，还有绑着红布的铁锨锄头，风风火火地来到了卢照东那简陋的 “新房”。
所谓新房，不过是三间草房，一盘土炕、一口铁锅、一个大缸和土坯搭成的 “碗柜”，便是全部家当了。廖晓东看着这一切，眼中没有嫌弃，只有对新生活的期待。
新婚夜，昏暗的油灯摇曳着微光，气氛却因一些臭味变得尴尬，廖晓东红着脸要求丈夫去洗漱一下。
可卢照东却我行我素，当即表示，自己农村人就这样，没那么多讲究。
廖晓东顿时被话噎住，有些不知所措，只能用更缓和的语气去劝，不料，卢照东瞬间变得不耐烦起来，并用一个巴掌重重地打在她的脸上。
火辣辣的疼痛让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下嫁，不但没换来珍惜，竟然还如此对待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每天天色未亮，廖晓东就挽起袖口和裤腿，穿上那用汽车轮胎钉成的鞋子下地劳作，锄地、施肥、收割，每一项农活她都努力去做，手上很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回到家，她又马不停蹄地做饭、喂猪、挑水、洗衣，一刻也不得闲。
直到晚上，她才能放松一下，因为村里会组织各种活动，廖晓东跟着大家忆苦思甜，积极参与排演节目、唱革命歌曲。
后来，知青返城的消息传来，廖晓东被推荐去上工农兵大学，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可她却毫不犹豫地谢绝了。
她不仅自己不返城，还奋笔疾书，写下倡议书，试图阻止那股返城风。在她心中，这片土地、这里的人，都已经和她紧紧相连，因为她已经怀孕了，没办法离开，同时，也希望改变这里的面貌。
可她的丈夫，却让她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卢照东好吃懒做，整天游手好闲，几乎目不识丁，封建思想还极为严重，稍有不顺心，就对廖晓东拳脚相加，常常把她打得浑身青紫。
而廖晓东总是默默忍受，并坚持继续过下去。其实，她完全可以带着肚里的孩子离开，因为她的养父是青岛市政协副主席，有大把的退路。可能是觉得离婚丢人吧，毕竟在那个时代，离婚要承受的心理压力巨大，所遭受的非议也远非现在可比，而且很打自己当初的脸。
1969年5月，廖晓东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初为人母的喜悦稍稍慰藉了她疲惫的心。
几年后，她看到村里孩子没有学上，便主动办起了村小学。她带着孩子们在破旧的教室里学习，在田野间劳动，教他们识字、算数，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孩子们那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睛，成了她坚持下去的动力。
1973年，廖晓东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生活的负担愈发沉重，她依然咬牙坚持着，但摊上这么一个丈夫，即使内心再坚强，身体也扛不住。
最终，在1974年1月，她病倒了，她患上了肝炎、肝坏死，躺在冰冷的土炕上，撑了一天又一天，脸色煞白，丈夫看见也不说送医院，就眼睁睁看着……
直到人快不行了，村民都看不下去了，一群人急忙把她送进乡医院，可一切都太晚了，2月，27岁的廖晓东，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留下了两个可怜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