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有意思。缘起是抗战开始汉奸大量增多，“气节”问题一下子变得很重要。沦陷区的中国名人面临政治选择：是当坚持气节的“苏武”，还是当投降的“李陵”。
1. 当时的报刊、戏剧舞台上关于“苏武与李陵”的作品一下子非常多。2. 马占山，1931年孤军抗战，被奉为民族英雄。但1932年2月，马弹尽粮绝以后“降日”了，并答应出任伪政府的“军政部部长”。很多人一下子骂他，但他在给朋友的信函里自比“苏武”。4月1日，马就带着200多人离开齐齐哈尔，抵达黑河后再举抗日旗帜。12日，马又通电详细讲述他“降敌”后40多天的所作所为，比如搜集日本人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情报等。很多人一下子谅解了他。因为马随后用行动证明了他是“诈降”，并坚持抗日。
3. 周作人。今天才知道他也自比过“苏武”。
4. 朋友们劝他南下，周作人自比“苏武”，还请朋友们不要把他看成“李陵”，应当看作是“苏武”。淞沪会战以后，周作人还呼吁大家都要做“苏武”，不要做李陵。朋友们认为周还是“一根骨气到底的，不愧于其乃兄在天之灵”。当然很快就都失望了，因为周作人不但当汉奸，而且比其他汉奸还走得远，还出访日本。
5. 但周作人坚持自己是“苏武”。1939年，他在家里被爱国学生枪击，没死。1941年，舆论开始认为周作人既不是“苏武”，也不是“李陵”，“用古代和现代的道德来衡量都是不忠”。因为李陵是苦战兵败，不得已投降，且虽然投降了匈奴，但没有为匈奴打汉朝效死力，而且还“自知羞愧，未忘汉室”。但周作人完全不是。“毫无廉耻与人性可言”，“面皮很厚，自己却不以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