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我一命，我能打开秦始皇陵！2017年，中国“第一盗墓贼”姚玉忠被判死刑。他竟公然在法庭上叫嚣，宣称知晓秦始皇陵入口，还大放厥词：“论找墓，百个考古专家不及我！”其行径实在张狂，毫无敬畏之心。” 2017年的一个寒冷冬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内气氛凝重。被称为＂中国第一盗墓贼＂的姚玉忠站在被告席上，法官正宣读对他的死刑判决。就在这庄严的时刻，姚玉忠突然打断了法官的宣读，声称自己掌握着秦始皇陵的确切位置。他叫嚣着要用这个消息换取自己的性命，还狂妄地表示在寻找古墓方面，自己一个人就顶得上上百个考古专家。 这番出人意料的言论在法庭上引起一片哗然。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盗墓贼，姚玉忠的确在＂找墓＂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才能。这种才能本可以用在考古研究上，为国家文物保护事业作出贡献，但他却选择了一条违法犯罪的道路。 回溯姚玉忠的盗墓生涯，不得不提到他的家族背景。在陕西农村，他从小就跟随长辈学习寻找古墓的技巧。这些技巧包括了解读地形地貌、分析古代丧葬习俗，以及运用传统风水知识等。经过多年实践，他对古墓的分布规律和结构特点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 在其犯罪生涯中，姚玉忠确实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寻墓本领。据办案人员透露，他曾在陕西境内某处荒野，仅凭地表痕迹和周边环境，就准确找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汉代古墓。这座墓葬此前连考古工作者都未能发现。但遗憾的是，这座珍贵的古墓最终惨遭破坏，大量文物流失海外。 姚玉忠在盗墓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让他对我国古代墓葬的营建特点有着独到见解。他能够根据地形走向和历史文献记载，推断出古墓的具体位置。这种能力本应该用于考古研究，但他却将其用于牟利，这不仅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文物损失，更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亵渎。 值得一提的是，姚玉忠并非孤军作战。他组建了一个专业的盗墓团伙，成员各司其职，分工明确。有人负责踩点，有人负责挖掘，还有人专门负责销赃。这个团伙在全国多个省份作案，造成了巨大的文物损失。 在被捕之前，姚玉忠曾多次夸口说自己＂找墓＂的本事。他声称通过多年的实践经验，已经掌握了不同朝代墓葬的特点，能够根据地形地貌和历史记载准确定位古墓位置。这种本领确实令人惊叹，但他选择将其用于犯罪，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如今，当姚玉忠企图用秦始皇陵的位置来换取生命时，他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在我国，文物保护是一项庄严的国策。任何以破坏文物为代价的交易，都注定不会得到认可。这位＂中国第一盗墓贼＂的狂言，最终只能成为他人生的最后注脚。 据办案人员介绍，姚玉忠每次得手后，总会迫不及待地将文物变现。那些价值连城的国宝，在他手中往往被低价抛售。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文物大多流向了国外买家。一件汉代青铜器，经他之手可能仅卖出原值的十分之一，而这些钱很快就会在赌场中化为乌有。 在一次重大文物销赃案中，姚玉忠将一批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转手给了境外买家。这批文物经专家鉴定，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然而，当这些文物辗转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时，其标价已经是原先交易价格的数十倍。这种行为不仅造成了国家文物的流失，还给国家文物回购工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姚玉忠的团伙成员对他这种挥霍行为早有不满。有人透露，团伙内部多次因分赃不均而产生矛盾。有时他们辛苦获取的文物，还没来得及分配，就被姚玉忠输光在赌场。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团伙成员的利益，也为日后的内部瓦解埋下了隐患。 随着作案规模的扩大，姚玉忠的行动也越来越招摇。他经常出入高档场所，在赌场中大额挥霍，这些反常的举动很快引起了执法部门的注意。警方在获取线报后，开始对其进行秘密侦查。 决定性的突破来自团伙内部。一些成员因不满姚玉忠的独断专行，开始与警方合作。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犯罪证据，包括作案工具、销赃记录，以及多起盗墓案件的具体细节。这些证据构成了起诉姚玉忠的关键材料。 最终，当警方在某赌场将姚玉忠抓获时，他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暴露的。直到案件审理过程中，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罪行早已被证据确凿地记录在案。 在法庭上，姚玉忠的最后一搏是以秦始皇陵的位置作为筹码。然而，这种近乎威胁的做法注定不会得到任何回应。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始终遵循科学、严谨的原则。正如秦始皇陵的保护工作显示的那样，在技术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宁可将文物暂时保存在地下，也不能冒险进行不当发掘。 相比之下，那些被盗墓者破坏的古墓，即使已经损毁严重，考古工作者仍会进行细致的保护性发掘，尽最大努力挽救剩余的文物价值。这种鲜明的对比，正是科学考古与盗墓行为的本质区别。 姚玉忠的案例，最终成为我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重要警示。它告诉我们，无论盗墓者技术有多高超，其行为本质上都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