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由于西方国家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许多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看到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办法。” 1941年的秋天，中国战场上不断传来令人心痛的消息。在重庆、武汉等地的战地医院里，大量伤员因为伤口感染而丧生，他们的遗体堆积如山，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腐败气味。 在当时的中国战场上，每十个伤员中就有七个死于伤口感染，而不是死于枪伤本身。这个数字令所有战地医生感到绝望，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逝去。 此时的西方国家已经掌握了青霉素的制造技术，这种被称为＂神奇药物＂的抗生素可以有效治疗伤口感染。然而由于战争需要，青霉素被列为军事机密，西方国家对其生产工艺实行严格封锁。 面对这样的困境，一位中国科学家站了出来。他就是从哈佛大学医学院留学归来的汤飞凡，一个在求学路上就展现出非凡毅力的人。 1914年，年轻的汤飞凡报考了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因为从未学过英语，他的英语成绩不及格，但他并没有轻易放弃。 通过恳请主考官胡美牧师破格录取的方式，汤飞凡成为了湘雅医学院首届学生。在随后的七年时间里，他以超乎常人的勤奋完成了学业，成为仅有的十名毕业生之一。 1925年，怀着提升医学技术的梦想，汤飞凡远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在那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导师——著名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秦瑟教授。 1928年秋天，汤飞凡收到了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的一封信，信中恳切地邀请他回国发展中国的医学教育。尽管在美国前途无量，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到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祖国。 在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下，汤飞凡开始了艰难的青霉素研制工作。没有现成的设备，他就自己设计实验仪器；没有参考文献，他就从最基础的实验开始。 最初的实验室条件极其简陋，连最基本的培养皿都很难获得。汤飞凡带领团队从废弃的玻璃瓶中收集材料，自制实验器皿，一点一点搭建起简陋的实验环境。 在寻找青霉菌株的过程中，汤飞凡和他的团队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他们在各种发霉的物品上采集样本，甚至翻找垃圾堆，希望能找到合适的菌种。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只布满霉菌的旧皮鞋上，他们发现了关键的突破口。这团绿色的霉菌经过反复实验和筛选，最终被证实能够产生青霉素。 获得菌种只是第一步，如何从这些霉菌中提取出青霉素才是最大的挑战。团队日以继夜地工作，经过无数次失败的实验，终于掌握了提取青霉素的关键技术。 1942年初，中国第一支青霉素在汤飞凡的实验室里诞生。这支青霉素虽然纯度不及进口产品，但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治疗效果。 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实现规模化生产。在美国友人谢拉曼的帮助下，汤飞凡开始筹建生产车间。 由于当时物资匮乏，很多设备都需要自行设计和改造。团队成员常常需要充当工程师的角色，边学习边实践，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难题。 经过近五年的努力，1947年，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在北平建成。这个生产基地包括完整的研究室和实验动物饲养场，具备了大规模生产青霉素的能力。 在那个物价飞涨的年代，青霉素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卖出天价。但汤飞凡坚持以极低的价格供应军队和医院，对贫困的平民甚至采取免费供应的政策。 生产出的青霉素源源不断地运往各个抗日战场，挽救了无数因伤口感染而濒临死亡的战士。民间医院也开始普遍使用这种新型抗生素，大大降低了感染性疾病的死亡率。 从实验室突破到工业化生产，汤飞凡和他的团队用了不到六年的时间。这个速度在当时的条件下，堪称奇迹。 在成功研制青霉素之后，汤飞凡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将研究重心转向了当时困扰中国民众的多种传染病，开始了更广泛的防疫工作。 狂犬病和白喉在当时的中国十分普遍，每年都有大量民众因此丧生。汤飞凡带领团队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批狂犬疫苗和白喉疫苗，让这两种致命的疾病有了预防的希望。 在研制疫苗的过程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不仅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还为后来的疫苗研发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1942年，汤飞凡开始研究牛痘疫苗。仅用一年时间，他就研制出了高质量的疫苗，并免费提供给在滇缅作战的中国将士和英美盟军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汤飞凡主持组建了中国生物制品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他的带领下，这个研究所成为了中国预防医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1956年，汤飞凡实现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突破——成功分离出世界首株沙眼病原体。这项发现为治疗当时困扰中国人民的沙眼病开辟了新的道路。 1980年，国际眼科防治组织授予汤飞凡＂沙眼金质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