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7日，敌人押着一对母女走向刑场。突然，特务夺走了不到一岁的孩子，残忍地扔在了草丛中。母亲心如刀绞，可她没有回头…… 1941年11月17日，两名特务正押着一对年轻的母女走向刑场，母亲的双手被绑在身后，怀中的婴儿还不满一个月。在他们身后，跟着被捆绑的特委书记何功伟。 突然，一名特务上前，从刘惠馨怀中抢过啼哭的婴儿。他粗暴地将婴儿扔在路边的草丛中，婴儿的哭声更加响亮。 刘惠馨愤怒地质问特务要对自己的女儿做什么。特务冷笑着回答：＂共产党还要孩子？＂，随后用枪托重重地击打在刘惠馨的后背上。 这位年仅27岁的年轻母亲，在被捕前是中共鄂西特委委员、民运部长。1941年1月20日，她在医院拿药时被特务发现，与特委书记何功伟一同被捕。 在此之前，皖南事变的爆发已经让鄂西的形势急转直下。中央鄂西特委秘书长郑新民被捕叛变，导致大批地下党员陷入危险。 何功伟和刘惠馨被关押在一个狭小的谷仓里。特务轮番审讯，软硬兼施，甚至找来何功伟的父亲，企图用亲情瓦解他们的意志。 特务们发现无法撼动何功伟，便将目标转向了刚生产完不久的刘惠馨。 但刘惠馨始终保持缄默，无论特务如何威逼利诱，她都不曾透露任何组织的信息。 此时的刑场上，特务们已经完成了行刑前的准备工作。刘惠馨和何功伟被推到事先挖好的坑边。 子弹划破冰冷的空气，两位革命者倒在了泥土中。特务们甚至没有为他们松绑，就草草地将他们掩埋。 在路边的草丛中，那个不满月的婴儿仍在啼哭。这个婴儿就是后来被武汉一对工人夫妇收养的吴翠兰，她的生父是时任鄂西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 1936年的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的马识途和机械系的刘惠馨在这里相遇。 马识途出身四川忠县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马玉之曾三次出任县长。刘惠馨则是一位勤奋好学的女学生，早在1935年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1937年，战火烧到了南京城。日军的铁蹄践踏着这座古城，马识途和刘惠馨不得不随校南迁。 毕业后，马识途留在武汉工作，刘惠馨则被派往鄂西。 1938年3月，马识途在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钱瑛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是担任＂蚁社＂支部书记，后来又被提拔为枣阳县委书记。 1939年，马识途被任命为鄂西特委书记。与此同时，因工作能力出众的刘惠馨也被调到鄂西特委，担任特委委员和民运部长。 组织批准了他们的婚姻。 1940年8月，鄂西特委进行了人事调整。马识途改任副书记，何功伟担任书记。 然而，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了。新四军在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在鄂西，反动派趁机大肆搜捕地下党员。特委秘书长郑新民被捕叛变，给地下组织造成了重创。 刘惠馨和何功伟先后被捕。马识途为了保护何功伟的家人，冒着巨大风险将他们安置到安全的地方。 面对反动派的通缉，马识途不得不离开鄂西。他化名＂马千禾＂，前往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在西南联大，马识途结识了闻一多、李广田、吴晗等进步知识分子。他们一起创办刊物，发表文章，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担任了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党委委员等重要职务。工作之余，他开始寻找在1941年失散的女儿。 由于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特殊身份，马识途只能暗中托人打听。 195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寻女的进程。马识途在北京开会时遇到了老上司钱瑛，两人谈起了牺牲的刘惠馨和失散的女儿。 钱瑛建议马识途向湖北省公安厅寻求帮助。这个建议为寻女工作开辟了新的方向。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在1960年劳动节前夕，失散了19年的女儿终于有了下落。 原来，当年那个被特务扔在草丛中的婴儿，被一对武汉的工人夫妇偷偷救走。他们将女婴带回家中抚养，并为她取名吴翠兰。 这对工人夫妇将吴翠兰抚养成人，供她读书上学。当找到女儿时，她已经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 得知女儿消息的马识途立即前往北京。当他在北京工业学院见到吴翠兰时，一眼就认出这是自己的女儿，因为她与刘惠馨长得一模一样。 为了感谢养父母的养育之恩，马识途请求女儿继续保留＂吴翠兰＂这个名字。 在北京期间，马识途还见到了当年与刘惠馨一同牺牲的何功伟的儿子。两个失去父母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都在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找到女儿后，马识途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清江壮歌》，记录他与刘惠馨的革命故事。这部作品在《四川文学》、《成都晚报》连载时引起了广泛关注。 然而，1966年文革开始后，《清江壮歌》被批判为＂毒草＂。马识途因此遭受了六年的牢狱之灾。 在这期间，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放因受到惊吓，不幸离世。从此，52岁的马识途再也没有续弦，独自生活了四十多年。 直到2011年，97岁高龄的马识途仍在写作。他创作了《刻骨铭心的往事》《人物印象》等作品，用笔墨记录那段难忘的岁月。 2020年，106岁的马识途完成《夜谭续集》后宣布封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