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5年，宫女富察氏被送到乾隆屋中，要教会15岁的乾隆男女之事，虽然富察氏也很害羞，但是她毕竟经过训练，也不敢忘记自己的使命，只好走到乾隆身边，害羞地扭过头，一粒一粒地帮助乾隆解开衣扣。 雍正三年（1725年），年仅十五岁的皇四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正处在即将大婚的年纪。按照清朝宫廷的规矩，皇子在大婚之前，都要经过一段特殊的＂学习＂过程。 这是清朝一项独特的制度：为了确保皇子在大婚之时不至于对人事一无所知，宫中会为其选派试婚宫女。 这些试婚宫女的任务十分明确：教导皇子关于男女之事的知识。 她们虽然地位特殊，却也要遵守严格的规矩：不得生育子女，更不能在皇子大婚之后继续留在其身边。这便是宫廷中一项不成文的规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名叫富察氏的宫女被选中成为皇四子弘历的试婚宫女之一。 当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内务府派人将富察氏带到了皇四子的寝宫。 那个秋夜过后，富察氏开始在皇四子弘历的寝宫中履行她的职责。起初的尴尬与局促很快被她的温柔体贴所化解。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位年轻的宫女不仅教导弘历男女之事，还常常陪伴他吟诗作对，讨论诗词歌赋。 乾隆帝，弘历，在其六十年的统治期间，六次南巡，深刻地影响了清朝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他的南巡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巡察，更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政治行为，涵盖了从视察民生到加强与地方士绅联系、从治理水利工程到推广个人形象的复杂任务。虽然康熙皇帝的南巡为乾隆的南巡奠定了基础，但弘历的南巡却展示了更加宏大且奢华的规模，几乎成为他权力展示的一个象征。 乾隆的南巡，表面上看似为了考察民情，实则充满了象征性的政治意味。南方，尤其是江南，一直是清朝的重要经济腹地，也是清政府与地主士绅阶层保持紧密联系的关键区域。乾隆在继位之初便意识到，江南的稳定对于整个帝国的繁荣至关重要，因此他每次的南巡，都是对江南的巡视和加强与地方势力关系的举措。这一时期，清廷与江南地主的互动成为了稳定局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乾隆通过南巡进一步加强了与当地士绅的联系，巩固了中央政权对江南的控制。 然而，乾隆的南巡并不仅仅是为了政治与经济的目的。弘历在《御制南巡记》中提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这充分体现了乾隆对于水利治理的高度重视。在康熙时期，黄河的治理问题已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而乾隆继承并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工作，尤其是对浙江海塘等水利工程的巡视。这些水利设施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的稳定，也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水平，因此，乾隆多次亲自巡视，体现了他在治理上的细心与周全。 但与康熙的简朴和低调不同，乾隆的南巡渐渐演变成了一场极尽奢华的巡游。每次南巡，乾隆帝不仅带着大量的亲贵和官员，还带着成百上千的随行人员，装备上更是空前庞大。为了维持这场庞大的旅行，乾隆调动了近万名夫役、数千匹马和骡马车，甚至动用了骆驼来运输物资。随行的宫殿、帐篷、彩棚等设施，更是让沿途的地方官员无不感叹其气派。为确保乾隆的“口腹之欲”，各地官员不仅要献上当地的山珍海味，还要从全国各地调运食品，连饮用水也不例外，从北京、济南、镇江等地的名泉水源运至，每一项细节都充满了奢华的气息。乾隆的南巡，逐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庆典，彰显了其至高无上的帝王地位。 然而，乾隆帝的生活并不只是奢华与权力的象征，他的家庭生活同样充满了痛苦与复杂。弘历的早期治国经历中，便曾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家庭变故，尤其是在立储问题上。乾隆即位初期，按照传统的做法，他密立了自己的嫡长子永琏为太子。然而，命运对这个年轻的太子并不仁慈，永琏年仅十岁便早逝，这让乾隆在情感上遭遇了巨大的打击。接着，乾隆帝再次试图立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第二子永琮为太子，但同样未能如愿，永琮年仅两岁便因病去世。两位早逝的太子让乾隆感到深深的痛惜，也让他对立储问题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焦虑。 悲痛之余，乾隆帝将情感的失落投射到了自己的长子——皇长子身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皇长子的健康问题和宫廷内部的复杂因素，使得他也未能成为理想中的继承人。皇长子的死亡让乾隆感到心如刀割，而他也开始在心理上产生对“立储”这一问题的回避心理。直到1773年，已经年满六十三岁的乾隆帝，才不得不面对立太子的现实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内心的煎熬，乾隆最终选择了皇十五子永琰为太子。这一决定，不仅标志着乾隆对帝位继承问题的最终决断，也体现了他对儿子们的复杂情感与政治上的理性选择。 乾隆的立太子过程，展现了他在帝位继承问题上的矛盾与迟疑。他的亲王之路，充满了血腥的权力斗争和沉重的家族责任，最终，他选择了永琰，这位年长而又稳重的皇子，作为未来的皇帝继任者。这一决策，或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决断之一，也为清朝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