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张之洞去世。作为晚清最后一位重臣，张之洞的身后事、身后名肯定差不了，

1909年，张之洞去世。作为晚清最后一位重臣，张之洞的身后事、身后名肯定差不了，然而，朝廷给张之洞的谥号一出来，所有人都惊呆了：既不是文人梦寐以求的“文正”，也不是与他死对头李鸿章同级的“文忠”，而是“文襄”！这下，大家都摸不着头脑了：张之洞这一辈子的功名，跟“文襄”可不沾边啊？！ 宣统元年仲夏过后不久，朝廷为一位耆宿举行了隆重的丧礼。当时留心谥号者，注意到此人并非得到期望中的“文忠”，而是被冠以“文襄”。翻检清代典章可知，“文”字开头的称号往往授予曾掌文渊或领袖国事的阁臣，然“襄”字常用以表彰军功，似乎带有与文治初衷并不尽相合的意味。这位人物正是屡倡变法的张之洞。他去世前数日，身体早已支撑不住，但依然想维护江山社稷，却与决策中枢产生严重分歧，最终招致了出人意料的后果。 他是晚清数位重臣之一，曾历经湖北、两广等地督抚之任，也参与过多项新政。临近人生尽头时，他抱病待客，却没想到等来了一场令人唏嘘的拜访。那天，时任监国的王公为探视病情抵达。张之洞深知此位新近握有实权，想借最后机会提出恳切建议。可是在此之前，他们曾在用人之道上有过龃龉。某条铁路的督办人选引发争执，后者坚持推举一位朝臣，而张之洞以为该人并不受到百姓认可，若仅凭个人意志任命，极可能酿成纷扰。当时朝中积弊深重，权贵与少壮派联合干预政局，致使民怨日增。张之洞认为，时势已岌岌可危，如果再毫无节制地倚仗武力维持，终将失去对人心的信赖。后来，他因肺疾咯血数次，竟无力继续上朝。 这位老臣垂危之际，身边侍奉者频频向他请示后事。他只留下遗折，吩咐要在国事方面多多慎重。折中列举的方针都是一贯主张：充分顾及各地方与不同族群的利益，加紧战备却不可滥用强兵，必须以养民为本，不得随意加派繁重徭税。他还强调教育与文治的重要性，自强不息才有可能脱离险境。然而，这些话并未在那个时局里掀起波澜。他身后不久，周遭政治环境更走向动荡。 在逝世当日，他尚且嘱咐后人谨守自家家学，强调不要染指权势之弊，更要恪守诚信与操守。据一位同僚的记述，他当时已无多少积蓄，府上尚有数十口人要度日，经济拮据到甚至需要朋友筹借。如此清贫，与他一生办学兴实业、却不屑谋私利的行事不无关联。 不少人原以为他的谥号会走向“文忠”。就清朝的惯例，朝中重臣若曾进入军机或翰林院，谥号通常冠“文”字，以示表彰学问与功业。级别之上，“文正”最为稀贵；再次则是“文忠”；至于“文襄”，多半用来表彰武略。不过，他究竟为何没获“文忠”，当时的种种传闻都指向他最终在病榻前，针对如何选任官员以及整顿朝纲之事，使得正当权的监国人物心生不快。后者对这种“越俎代庖”的规劝无法接受，于是便令追谥降低一档。 两年后，革命风潮就在他久居过的湖广腹地拉开帷幕。随后，专制王朝的千年传承顷刻瓦解。一位姓欧阳的文士严厉指责，认为那位张姓大员纵容后辈官僚，给了新式军人足够养成势力的机会，耗费无数公帑兴学、演武、制造器械，却终被逆向利用，造成可悲的局面。世人看这番苛责，或许觉得难免有事后诸葛之嫌，但也反映了其间隐含的种种复杂因素。毕竟，此督抚最初投身变革时，本意在于借外来技术厚实国力，让社稷延续华夏传统。 另有一位熟悉外语与经学的学者从另一面诠释那位督抚：认为对方的定位更近乎儒家出身的官僚，而非洞悉政治运筹的大柱石。此人提出，若国家少了懂治道的干才，便难保眼前秩序；但若无人护持礼义，也恐怕人心涣散。那位督抚所做的习西器、图振兴，并非一味想模仿外邦，而是意在挽救中土，保全传统伦常。对此见解，后世不少研究者有所附和，亦有人持不同看法。 那一年，朝中与学堂有关的大员如孙姓大学士接连谢世；翌年，原任机要要职的鹿氏与“出洋五人”之一的戴某亦相继离去。随着这批垂垂老迈的朝廷柱石陆续陨落，时局每况愈下。立足当下再返望那段风雨飘摇的年代，许多亲历者都感叹瞬息巨变超乎想象。那位在生前仍怀抱保全国本之志的张姓孝达，最终未能阻挡大潮滚滚向前。他曾经深信透过富强与教育可挽救根基，然而史事实际走向了另一条道路。旧时代的诸多身影也在动荡中一一凋零，转眼已是百年风尘，往昔峥嵘无从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