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国民党少将张仲雷被日军俘虏，日军军官手拿军刀杀气腾腾地说：“你是不是李家钰的参谋长，快说实话！”当时，36集团军在撤退途中遭遇日军伏击，总司令李家钰战死，少将参谋长张仲雷等上万人被俘。日军对被俘官兵肆意虐待，折磨致死者不计其数，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就有三千多人遭到虐杀。 1944年春末，华中大地陷于急剧变局。在河南洛阳一隅，沿黄河南侧的防线上，一支地方部队正在艰难守卫。侵入者集中兵力突破中国防御后，前线指挥部迅速发出命令，要求部队在崎岖山谷中坚守后撤路线。此时，掌管该防御区域的川蜀将领已率部连续多年浴血征战，其指挥体系在局部遭遇惨重打击之际，仍竭力组织零散部队以抵御日益严峻的压力。 回溯往昔，其生平经历从清末一隅的乡村起步便与军旅生涯紧密交织。1892年春，一位出身于四川某县贫苦农家的少年在家乡呱呱坠地。正值旧制崩解，新政启蒙之际，他进入当地一所军事启蒙学堂，接受新式军事训练。家境平凡并未阻碍他投身国事，其早期学业完成后便以学生身份投向那场旨在终结封建统治的起义，成为时代洪流中的一员。 青年时期，他先后进入省内外不同的陆军培训机构，经历了多次转校与调整。在地方军阀混战的纷扰中，他与数位同乡将领缔结互保协议，共同对抗来自外部的威胁。这种联手虽在一时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固的防御态势，但也引起了其他地方势力的不满。 时至三十年代中叶，局面稍见缓和之际，他再度被任命为一支主力部队的总指挥，并获得了一枚低级军功荣誉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位出身川蜀的军政人物主动请命调离家乡，率领部队奔赴战区。其部队先后奔走于山西省内数个重要城镇，在关键战役中曾收复过若干战略要地。 1940年夏天，他率部自黄河北岸渡河南下，接入了由第一战区统一指挥的作战体系，任务锁定在河南北部沿河防线。沿途在渑池、新安、孟津一带，他的部队日以继夜构筑防御工事，企图遏制日军的进一步渗透。战争步步紧逼，而局势变化亦使指挥体系内不断涌现出各项调整和临时决策。 1944年，侵略者为了打通内陆交通，企图借力大规模调兵南下抢占战略要地，局势急转直下。在洛阳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曾提出攻克位于黄河铁桥南侧的一处岗哨高地，以图切断敌军前进路线。然而，该建议未获采纳。紧接着，日军迅速跨越黄河，攻占许昌，并将一支由副司令负责指挥的部队彻底击溃。随着敌军步步逼近洛阳，战场上的主力部队被迫向豫南群山转移，留下一部分部队担任后撤护卫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原本隶属另一集团军的一个军级单位已被调走，随行的只剩下重组后的一支师级单位和另一支师中各两团编制的残部队。 经反复磋商，一项后撤作战方案便被迅速定下：由李、家钰担任指挥重任，率领第47军担负后卫任务，沿前河、宫前、雁翎关等要道，稳步向卢氏方向转移。部署中既突显出分兵避险的决断，也反映出在局势骤变中迅速调整战略部署的必要。 然而，撤退之路远比计划中复杂得多。与此同时，另有一支第36集团军总部的主力正处于撤离途中。该部行进路线位于敌军两支主力攻势之间：一支由编号110的日军部队在林、芳太郎的率领下紧逼西进；另一支则以69号编制为骨干，由三、浦忠次郎指挥的机动作战队伍不断向后追击。五月二十一日黎明时分，驻扎在洛宁县东窑院附近营地的该总部突然接获情报，显示追击另一总部的敌军已经逼近当地。据此，指挥中心果断提前启程，但在行进途中遭到对方炮火袭击，不得不临时改变原定方向，由原本的西行调整为向南迂回。 就在队伍沿着一块较为平坦的山坪向南侧古寺方向推进时，对方追击部队早已埋伏于近处高地，以便乘势发起致命突袭。随着前沿侦察人员确认敌迹，李、家钰立即回转，指挥分散部署以期以局部反击拖延敌手。激烈交火中，他于麦田边沿坚守指挥岗位，虽先因爆炸装置波及侧腹而负伤，仍坚持在现场调度部队作战。短暂指挥之后，再次遭受敌弹射击，致使头部中弹，随即从田边坠落山崖。 战斗中，除李、家钰外，阵亡者名单中还包括一位少将级别的参谋处长萧、孝泽、一位上校级课长黄、伯纯，以及另一名中校级课长上、官政；少校参谋宋、鸿勋亦未能幸免。此外，来自第104师的一名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第47军中一位上校副官长周、伟勋（亦称周、鼎铭）、以及第178师532团上校团长彭、仕复和第47军特务营中校营长袁、明刚均在激战中阵亡。与此同时，第36集团军中还有张、仲雷、陈、兆鹏、罗、寄南等几名高层干部受到伤害或被俘，其中陈、兆鹏和罗、寄南后遭日军处决。 数月之后，同年六月二十二日，李、家钰在追封中被晋升为陆军上将；再后来，于一九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其名字被正式载入革命烈士行列。
